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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理念影响 　　[内容提要]美国“公民宗教”自敕“上帝恩宠论”,造就了“美国至上”的“美国精神”,构成了美国 外交中“美国优先”这个基本理念的重要基础及主体。它既超越了“分离之墙”而影响外交 ,也推动了美国外交的“公民宗教”化,而且有一种形成“‘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的 趋向。这种特殊的外交理念,导致了美国外交无法避免及解决“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 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着人类差别”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美国对外政策 公民宗教 基准 内在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7#82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53-05 　　 　　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有别于教会宗教或卢梭 提倡的神权政治[1]。其基本性质如托克维尔所说:“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一种 共同的见解 ,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2]美国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恩 宠者”,形 成一种“上帝恩宠论”,这便是美国“公民宗教”的逻辑起点。美国“公民宗教”还是一种 具有强烈政治宗教色彩的“国民宗教”,因为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它是一种文化的、神学的 、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派的复合模式[3],显然,它与某一教派为主体的教会宗教 或某种已经 成为国教的宗教政治相区分。这种特质的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外交坚持“美国优先” 基本理念并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美国“公民宗教”所执守的“上帝恩宠论”,是一种通过“上帝”符号对美国立国理论进行 了实用主义假设的泛宗教信仰。正因如此,美国“公民宗教”则有可能超越宪法原则之“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snd Church)之墙,而 对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外交政策的 产生重要影响。换句话说,美国“公民宗教”在逻辑原点上能够含摄美国“政教分离”的宪 法原则,支撑“美国至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其“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基准,同时在 不同程度上引导着当代美国教会宗教一种“政治宗教”的反世俗化走向。当然,这也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美国外交中“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人类差别 ”[4]152???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及其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超越“分离之墙”而影响外交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其“不得确立国教条款”限制了国家以法律形式确立官方宗 教;其“信教自由条款”保证了所有宗教派别的平等发展甚至竞争。1802年托马斯#8226;杰斐逊 进一步提出“建立一道教会与国家(机器)的分离之墙”[5]。由此,所谓“政教 分离”成为了美国国父们为在美国建立民主性质之“有限政府”的基本政治理念。就其内容 来看,一方面,“政教分离”给予美国各教派以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教 会势力乃至传统宗教意志对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之权力产生影响甚至干预。因此,“政教 分离”之宪法原则,实质上是一个在限制政府干预教会之权力背后,同样限制教会干预政府 之权力的“双面制约”之墙。但是,在实践中美国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教会势力的影 响,却从未避免过宗教概念对它的影响。其原因在于,“政教分离”仅限于将国家机器 与教会势力相分离,却没有也无法限制政治制度、外交策略与宗教概念之间长期相互依存的 复杂联系。 　　美国历史上,马丁#8226;路德#8226;金以牧师身份领导民众争取自由的民权运动,开启了教会通过教 会运动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先例。但是,这种努力并非一种对“分离之墙”的超越,而是对 “分离之墙”的撞击或突破。从现象上看,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多元化美国新兴宗教的 一系列社会参与活动,其目的无不为着企图影响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决策。这种现 象显然也一种对美国“公民宗教”实然超越“分离之墙”的联动或附和。历来,美国国父们 都努力将《旧约》中的“契约”精神引入美国,让美国人民能够充分相信美国是上帝唯一所 选的至善之国、美国人都是上帝恩宠的选民。这种“公民宗教”的理论预设,造就了今天的 “美国精神”,并在“分离之墙”之外一直对美国外交发挥着引导作用。美国外交也就此理 直气壮地以“美国优先”这个基准去承担对全人类扬善抑恶的天赋权责。所以说,美国的“ 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与“分离之墙”并不相干,另一方面则构成了 美国外交的基本理念。 　　1976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 Bellah)首先提出了“美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基督 教的‘公民宗教’”[6]的断言。这是一种宗教现象学分析结论。实际上,“分离 之墙”所限 制的场域,总是远远小于“公民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场域。至于为什么要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