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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为先”导向实践难题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的一贯政策，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上世纪90年代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被公认为公务员制度的中国特色之一。持续几十年，人们开始对现实中存在的“高开低走”现象感到困惑：一方面，我国干部录用选拔对“德”的要求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另一方面，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意味着部分官员“道德底线”已经失守。 　　在我看来，官员的“德”如何衡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却在衡量任用之后，毕竟一个高度负责的服务型政府，不能完全奠基于官员的觉悟和道德自律之上。 　　 　　“德”的演进轨迹体现了认识的升华和时代的进步 　　 　　在我们的语境中，“红”与“专”对应，“德”与“才（能）”对应，前者聚焦于人的政治素质，后者则关注其业务素质和才能。人的政治素质有高低之分，这说明“德”是某种形式的客观存在，但在转化为可观察的行为和结果之前，“德”又包含一些“虚”的成分。正是这种虚实兼有的特性，给“德”的科学衡量带来巨大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德的衡量以“实”为基本特征，关注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等客观标准。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理解，但后来出现了“唯成分论”的倾向，“文革”中更走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端。有历史污点的个人自不待言，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出身于五类家庭的人，也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参军、升学和就业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基本消失的认识，政治素质衡量中的“唯成分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开始具有实质性意义。“个人表现”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即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两者兼顾与平衡是一贯政策，但侧重点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改革开放前20年突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与中央保持一致，近10年更突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间的有机统一。 　　上述演进轨迹体??了认识的升华和时代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德”的衡量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德”的衡量面临系列难题 　　 　　第一，“德”的衡量标准趋于相对“虚化”。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是客观存在，只要挖掘并确认事实，结论比较容易，因而属于“实”的标准。相对而言，个人政治表现更多依赖当事人的言论、外在行为和他人的主观判断，难免夹杂一些“虚”的因素，衡量的客观性必然受到限制。 　　第二个挑战涉及两类基本政治素质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原则是与中央保持一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间的有机统一，但落到实处并不那么简单，现实中的极端例子是“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质问。其实，这一荒唐问题的提出不能完全归咎于干部的个人素质。遗憾的是，我们的反应停留在对当事人的口诛笔伐，而对上述深层次问题没有深入探究。 　　第三是“言与行”、“表与里”的衡量难题。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例，判断言论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容易，判断一个干部的职务行为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比较难，即使做到“言行一致”，那还存在一个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风险，其衡量更是难上加难。第四是人的动态变化性带来的衡量难题。“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若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即使干部提拔任用时品德高尚，随着其地位和权力的变化，也可能走向蜕化堕落。现实中，所有领导干部任职前都经过严格的政治考察，但任职后还是大量出问题，英雄模范最后沦为阶下囚的例子也为数不少。 　　 　　给德的衡量以合理的定位 　　 　　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德”的衡量比喻为照镜子的话，目前的努力就有点“测基因”的味道：不仅考察外在言行，而且试图窥探内心，似乎要寻求某种奇特的“测心”或“读脑”技术；不仅观察现在，而且试图推断和确保未来，似乎找到具有“优质基因”的干部放在领导岗位，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雄心和创新欲望固然可佳，但操作难度不可逾越，毕竟诸葛亮凭魏延头上的“反骨”判定其个性的神奇能力，仅仅存在于小说中。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鲁斯卡教授的获奖理论是：不可能准确地判断经济形势并预测其效果。“德”的判断和预测无疑比经济形势更难。 　　笔者提出德的准确衡量的“不可能定理”，并非一概否定相关努力，而是想强调，应该给德的衡量以合理的定位，不要赋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科学衡量“德”基础上的预先把关固然重要，但官员任职的环境和制度建设更为根本。邓小平同志说的好，制度起决定作用，好的制度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坏的制度下好人也可能干不好的事。美国学者凯尔曼也说过：“我们如能寄希望于热心公益的精神，固然非常好，如果不能，就应该把我们的制度设计好，使我们无需乎热心公益的精神”。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