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当代文献学家──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doc.docVIP

訪當代文獻學家──山东大学杜澤遜教授?? ?何淑蘋、鄭誼慧 　　杜澤遜，一九六三年生，山東省滕州市人。山東大學古籍所博士，師從著名學者王紹曾先生，專研古籍目錄版本學。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著有專書《文獻學概要》、《四庫存目標注》及論文百餘篇，曾參與編輯《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東文獻集成》，現正主持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專案之《清人著述總目》計畫。 ? 一、請先談談您的求學過程。 我是一九八一年進山東大學，一九八五年畢業。當時很少人繼續考研究生，因為大學生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一百位同學中大概有四十個可以被分派到中央各部委工作。我考研究生是因為想在學校教書，尤其想在大學教書。當時考量中學教師課程節數多，不如在大學時數少，時間較自由，可以看書、做學問，就職業上來說是非常好的選擇，所以便想當大學教師。 那時大陸有十幾個古籍所，都是重點科目。當時山東大學古籍所剛好遵照教育部安排，舉行研究生班第一次招生，目的是培養古籍整理人才。第一次便招十位，相較於其他老師招兩個，較容易考上。大陸的研究生班和研究生不一樣，前者是兩年畢業，沒有碩士學位，發給畢業證；後者則是三年畢業，必須寫論文才可獲得學位。我當時並沒有想太多，先考再說，就考進了山東大學古籍所。 考上後，便開始圍繞著古籍整理所需要的學問，像文字、聲韻、訓詁、校勘，另外還有古籍閱讀。記得當時曾抄寫《十三經注疏》中的《毛詩正義》，抄再加上標點，每人分一篇《大雅》，我記得我抄的是〈生民〉，抄了很厚一本。當時古籍所影印豎格、有版心的稿紙，讓我們邊抄邊標點，抄點完可以裝訂，留作紀念。我們邊抄邊點，抄完後對於古書的文法、文例就掌握到了，這是當時古籍所的訓練方法。 兩年後畢業，十位同學中有三位留校。老師問我願意留校還是出去工作，我回答想留校，於是就留校了。當時的副所長是霍旭東先生，他跟我們三個人做了一次談話。他說：「你跟著董治安先生，你跟著我。」接著指著我說：「你就跟著王紹曾先生，他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所以我留校後就跟隨王先生，學習他那一套治學方法，他當時正在整理《清史稿藝文志拾遺》。 老先生們選擇留校生時是否有默契，這點我們不清楚，不過我與王先生似乎是先有個機緣。在研究生班時，王先生先後開過兩門課，第一門是目錄學，用余嘉錫的《目錄學發微》當教材。王先生是江陰人，口音比較重，好多同學聽不懂，筆記也就記不起來。我之前先看過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王先謙《漢書補注》，他們大量提到清朝學者。李慈銘的字號是越縵，王先生說李越縵，大家不曉得說的是誰，因為我先看過書，所以知道他說的就是李慈銘，筆記做的也就比較完整。王先生第二次開古籍整理，談點校的若干問題。有一次上課他說要收筆記，過幾天發回來後，發現他都看過並在每個人的封面上劃圈，四個圈是優秀，三個圈是良好。我拿到四個圈，大概是因為筆記記得比較完整的緣故。現在回想，當時他很可能是想物色人才。王先生年紀大，又有七、八個項目同時做，可能想從研究生班留人幫忙，又或是古籍所徵求他的意見，他當然選能幫忙的。 我從研究生班畢業後留校就做這個專業，這是必然的，也不可能再去研究訓詁學、古代文學等，這些都遠離了。具體的說，就是專門研究文獻學，像目錄學、版本學，從那時起便一路走到現在，也可以說是被動地走到現在。 （問：二○○○年時您已是教授，為什麼還會想再回頭讀博士？）要做博士生導師必須要有博士學位，有教授資格但沒有博士學位，仍舊不能當博士班導師。我本來是沒有準備做博士班導師的，因為從大學畢業後，就沒有再讀過英文，覺得那是沒有用的；再者，當時的要求比較低，所以本來也就沒學好。如果要考博士班，也沒時間唸外語。大概在九四年到九九年間，有一個過期的老學生補修課程、補修博士學位的高潮期，那時我正在北京大學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從北大回來，同事們都已經有博士學位，就只剩下我了。 二○○一年時，學校忽然發出一份公告，說：四十五歲以下的正教授，曾主持國家項目，有高水平著作出版，近五年內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達到十五篇以上，只要合乎這些條件，若報考本校博士研究生，可以單獨命題。符合條件的人很少，我的論文剛好十五篇，《文獻學概要》已經出版，《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也獲得獎項。當時符合這些條件的還有幾位老師，就一塊被選進去。考英語時是考英翻中，約三千字左右，可以帶字典進去，但必須在時間內完成。考專業科目時，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考口試。記得當時考官是馮浩菲老師，問我版本學與學術研究的關係。我三言兩語答完，就成了博士生。 所以關於博士學位，第一是飛來的機會，第二是庸俗的目的，對於學問並沒有任何幫助。關於專業科目，老師跟我說課不用去上，做論文去。實際上我的論文也沒有專門去寫，當時在做《四庫存目標注》，已經過十多年了。王先生說：「你經部已經好了，寫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