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勇辉2013级1120130435集部研读之蠡得----从汉志隋志.DOCVIP

蓝勇辉 2013级 1120130435 集部研读之蠡得----从《汉志》、《隋志》、《总目》集部目录的嬗变评析楚辞学批评观念的演进 从图书分类的分类情况来看，集部似乎是历代官修中最为简明的。就其学术，集部复杂的 一、楚辞的被误读：依经解骚 《汉志》“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在屈原赋所系类下，还有宋玉、唐勒等人之作，当是受到《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子云，竞为侈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这段话可视为西汉赋的简史，它追溯西汉赋的起源流变及赋的艺术特点。《汉志》从儒家诗歌教化论出发，赞赏屈原、孙卿赋具有《诗》的讽喻精神，而指责的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采华丽，内容铺张繁复而掩盖了讽喻的精神。引杨雄之语说明，诗人之赋辞彩华丽而符合讽喻之旨，辞人之赋辞采华丽却修饰过度。并认为，如果用孔子门人创作赋的方式，则贾谊、司马相如必定得到统治者重用。这说明，《汉志》对于赋的特性、功用、思想、艺术风貌的要求像《诗》一样。这是儒家文学教化论的反映。 另外，《汉志》认为赋与《诗经》可歌唱的音乐特质不同，不能歌唱而能诵读。但实际上，屈原作品中的《离骚》、《九歌》等均可歌。《汉志》把屈原作品看成赋，说明作者的文体观念不够明晰。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 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 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 召见诵读。·王褒传》第2821页）可见，屈原作品被称为“楚辞”在西汉前中期便出现了，而且地位崇高，只是尚未 “辞”“赋”分离，被纳入赋的范畴。而到了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才“标志着‘楚辞’作为文体的独立，反映了‘辞’与‘赋’在汉人观念中，由合到分的巨大变化。”（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不过，王逸《楚辞章句序》指出“楚辞”部分诗句来自经，依五经立义：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嫩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离骚》本为诗，与经有显著区别，王逸依经解骚，不免胶柱鼓瑟，穿凿附会。但实际上，依经解骚当肇始于刘安。刘安所作《离骚传》，现已佚失，《史记﹒屈原列传》引用了其中的话：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禹，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刘安对《离骚》的评价十分崇高，但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具有圣人刺世、明道治乱精神是从儒家文学政教论的角度谈的。 而王逸的《楚辞章句序》，一方面是对班固《离骚序》指摘屈原露才扬己，行为狂狷的纠正，与儒家温柔敦厚相乖。另一方面是对班固认为离骚的虚构不合经传法度的反驳。序中对于屈原作品的历史地位、影响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亦依经解骚，这显然是汉代经学发达的背景所决定的。另外，王逸把楚辞当作经，也是为了抬高楚辞的文学地位。 综上言之，在的两汉时代，评判是非，皆本之于儒家经义。执经、传之义作为评骘的绳墨 二、楚辞的经典化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方面的繁荣，涌现了一批探索文学创作规律的文学批评著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并不否定，反对政教作用，但就总体而言，它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