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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用人术：以“法、术、势”驾驭人才 　　韩非子（约前280年-前233年），韩国贵族，是战国末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在用人问题上，韩非子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使用驾驭人才的“法、术、势”理论，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与实用性，并且表现了“以法治人”的法治主义意识。 　　韩非子坦然承认私欲的存在与其存在的正当性，认为人们生来都是自私自利的。君主驾驭群臣的武器是什么呢？“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所谓“刑”，就是敢于处罚有罪或不称职的大臣；所谓“德”，就是随时赏赐、提拔那些称职和有功的人。人臣出自私欲，都追求赏赐而躲避刑罚。因此，明赏罚，以法治人，就可以把人才的积极性驱使调动起来。 　　韩非子公开告诫君主以权术手段了解、控制臣下，重点是识别奸臣，防范奸臣。 　　韩非子认为奸臣有五种。一是用财物贿赂君主及君主侍臣，以求得信任者；二是通过赏赐收买人心，扩大自己影响者；三是以结交贤士的面貌出现，网罗亲信，结党营私者；四是私自赦免犯罪之人以扩充自己势力者；五是蛊惑人心，以奇谈怪论、奇装异服搞乱人心，搅乱是非者。 　　这些奸臣，在取悦君主以售其奸时，概括有八种手法。 　　一是“同床”。这种手段，借君主喜好女色，以财货贿赂君主夫人、宠姬，请其帮忙吹“枕头风”，因而叫“同床”。 　　二是“在旁”。这些在君主旁侧的人，深知君主的习性爱好，时时花言巧语逢迎、取悦君主，通过君主亲信的影响达到目的，因此称为“在旁”。 　　三是“父兄”。通过王室公子、贵族取悦君主，以达私人目的，故称为“父兄”。 　　四是“养殃”。就是对君主的不好习惯，不去劝谏、纠正，反而推波助澜。 　　五是“民萌”。就是慷国家之慨以收买人心。 　　六是“流行”。久居深宫，君主闲目塞听，容易受人迷惑。人臣钻空子，用错误信息引导君主做决定。 　　七是“威强”。即以死党、犬牙威胁百姓顺从，再以百姓之名威逼君主。 　　八是“四方”。即借国外势力给君主施加压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 　　韩非子的“法、术、势”及辨奸防奸，脱去了儒家礼义外衣，直接地道出了统治阶级用人者与被用者的利害关系，并由此提出以法治、权术驾驭人才的理论。虽然看来苛刻、残酷，但触到了用人问题的本质，是一种进步意识，有利于统治阶级使用人才。 “识才”方能“用才” 古人讲“知人善用”，又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那么“知人善用”应当以何为标准呢？韩非子的识奸辨奸理论和“人才法治”思想道出了“实践”在人才辨识与人才使用过程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传统人才思想常常将人才的脱颖而出寄希望于慧眼识珠的“伯乐”，殊不知这少数的“伯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有了对伪才的“辨奸防奸”。现代人才管理工作更提倡“相马不如赛马”，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将实践作为发现和识别人才的根本标准，所谓“齐竽今历试，真伪不难知”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考察和选任人才，是一个剖石为玉、淘沙成金的过程，其长期性、复杂性和困难性更要求坚持实践本位、运用实践眼光、把握实践尺度，归根结底就是要将实践作为检验人才的“德行”与“才能”的最终标准。 ????人才发展，以用为本。人才的“善用”就是要在人才使用上发挥其最大化效能，实现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赏罚“二柄”所体现的人才激励机制则是实现“人尽其才”的重要保证。人才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人才工作的成效贡献也要通过实践去动态考核评价。人才激励机制设计合理与否，其根本取决于能否令各类人才心悦诚服，能否通过评价考核体现人才在实际工作中的贡献与价值。只有克服人才考核评价中重学历、资历，轻能力、业绩的倾向，将实践作为考核评价人才的根本标准，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奖惩任用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作用，及时发现和重新认识人才价值，改进人才能级配置，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知人”与“善用”的统一。 湘江夜晤 关塞春风 ???公元1850年1月3日夜，林公则徐自滇返闽途中，于长沙湘江舟次邀晤左公宗棠。后左宗棠忆之曰：“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谈及新疆形势，林公云：“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遂将在新疆所积地图资料尽付左公。此为林左两公唯一相见。时林公甫卸任云贵总督，年65岁，左公为在籍举人，年37岁。林公于当年11月22日即逝，遗折中犹力荐左公于清廷。左公有挽林公联云：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余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