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重新评价研究述论.docVIP

近三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重新评价的研究述论 财政金融制度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利用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和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衡量当时中国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首先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入手，开展了对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建设成就的重新评价。从这20多年来发表的相关论著来看，学者们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下述四大重要财经政策的评价上： 1、统一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对着巨额的内战军费支出、行政开支以及左支右绌、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各地方军阀肆意设卡征税，与中央政府争夺税源甚至于武力攫夺中央财税的严峻现实，于1927年6月和1928年7月两次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于1927年7月19日制定了《划分国家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划分国家地方支出标准案》（因其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古应芬主持制订，故简称“古氏划分案”），于1935年7月24日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等。明确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烟、酒、盐等专卖品税收，厘金、矿产等特赋收入，关税，惩罚及赔偿收入等19项课税（亦有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11项课税项目），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田赋、土地税、工商税及其他杂税杂捐等10种税收。企图通过这些法规，厘清并确定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建立起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收支制度，把民国以来中央与地方长期争夺、混乱不堪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起来。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进行了名曰“统税裁厘”的财政改革。所谓“统税”，即对工业品实行一物一税的原则，在征收了统一的一次性捐税后，将原有之中央二五税、出厂税及沿途之厘金、各省之特税等一概废除。为此，南京国民政府还于1928年7月专门成立了“裁厘委员会”，宣布于1929年6月内裁厘完毕（实际上，裁厘与统税是于1931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1932年又设立了“统税署”（后改名为“税务署”）。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这些努力，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认为：它既有利于缓解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巩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则不以为然。他们指出：（1）、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为中央政府，但其当时所能实际控制之地区，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而其所提出的统一财政及“统税裁厘”等诸政策，又属于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一旦实行，必将损害到各地方势力的利益而受到强烈抵制或者明奉暗拒。其结果，必然是几乎无法执行，形同空文。（2）、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财税收入还是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如1936年，三税即占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的近65%。而各地方军阀则因为其财源主要靠田赋及土地税、营业税和执照税，因其税种减少而加重了对田赋附加税的征收力度。如据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调查，1930年田赋附加税的种类，江苏省为26种，河北省21种，湖北省20种，云南省18种，浙江省10种。至1930——1931年度，一般省份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有的地区甚至达到30倍之多。此外，各地方还实行田赋预征且预征时间越来越长，如四川一些地区的田赋预征超过了30年。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导致农村经济更快地走向凋敝。（3）、关于“统税裁厘”：从总体上看，虽然“统税”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裁厘”有利于改变以前那种“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端，但“统税”的税率高达50%，在客观上又加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负担。 由此可见，如何恰如其分地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统一财政的政策、努力及其成效，如何科学地评价其所具有的积极与消极二重性，仍然是个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重要问题。[1] 2、关税自主：“关税自主”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项重大的外交与财税政策改革，也是近20多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较多、争论热烈并且分歧较大的焦点问题之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该年5月、8月两次发表取消不平等条约宣言，制定了《国定进口关税条例》，决定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开始与英美等诸列强驻华公使展开了以“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外交谈判。从1928—192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与美、英、西、荷、德、意、法等11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或者《友好通商条约》。在新条约中，欧美列强在保留其“最惠国待遇”和继续把持对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同意取消各列强在华关税特权，实行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所议定的七级附加税税率标准（其中，最高一级进口商品税率至1932年增到50%，1933年增至80%）。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关税自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