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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 蔣慶 要搞清楚什么叫“读经”，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经”。 ? 一、什么叫“经” ? 按照中国文化对“经”的理解，“经”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重含义。（《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形体，器有方所。道为不可见之超越性与神圣性，器为可感触之具体实物形态。）按照形而上的含义，“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比如，《春秋经》的书法原则是“托事明义”，《春秋经》是孔子借鲁国史为人类历史所立的“万世义法”，《春秋经》所蕴涵的立元正始、尊王道黜霸道、崇仁义斥诈力等“义法”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人类历史必须有一纯正的开始，故圣人作《春秋》，变一为元，立人元在天前，确立了人类历史的纯正开端，将无意义无价值的自然史转化为一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史，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类生活从此有了意义。若历史无意义，人类将不堪在其中生活。故“立元正始”的“义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又、当今世界仍是一霸道的世界，国与国之间奉行的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即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称霸世界，若不改变这一规则，人类历史将无希望。而《春秋》“尊王道黜霸道”的“义法”崇尚仁义贬斥诈力，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正是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万世法，即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又如，《诗经》“正夫妇之始”的“义法”，（如《周南》讲“文王之化”熏陶出“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又是“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人类一切良好的政治、历史、文化都必须建立在统治者夫妇关系符合“正道”上，夫妇关系一坏一切坏。这是因为统治者身居上位，为“风化之所出”，与民众的关系是“上风下草”的感应关系，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若不符合“正道”，会直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古今中外因“夫妇不正”造成的政治灾祸史不绝书，而所谓“正道”就是人类必须遵守的普遍道德。所以，“正夫妇之始”的“义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书经》“天下非一姓所有，有德者有天下”的“义法”，《易经》“乾健坤顺阴阳合和”创生万物的“义法”、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义法”，都是“常理”“常道”，都是永恒而普遍的“万世法”，即都是“经”。也即是说，“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不复有“天理”了，不复有“天理”也就不复有“人理”了；“人理”源于“天理”，天不成其为天，人当然就不成其为人了。除“经”字具有“常理”“常道”之义外，“典”字也具有“常道”“准则”之义，（“经”是省称，“经典”是全称。）所以，我们说“经”或者说“经典”体现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 ? 按照“经”的形而下含义，“经”是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产物，“经”本身就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经”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来体现永恒普遍的真理，即体现“常理”“常道”。具体就中国文化的经典来说，《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形态与精神，比如说，《易经》源于伏羲画卦，开创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易》以阴阳爻变的方式说理，为中国所独有之文明形态，其所说之理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易》即象说理，通过观察物象的变化来说理；希腊哲学则是离象说理，即抽象说理，纯粹从脱离物象的概念来说理。二者的形态与精神不同如此。以下类推。）；《书经》始于《尧典》终于《秦誓》，体现了唐、虞、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诗经》始于《周南》终于《商颂》，体现了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礼经》则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礼仪习俗，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礼的生活方式与“和为贵”的中庸精神。至于《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体现了孔子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提升出来的历史观法、人生价值与伦理精神。此外，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大儒的著述都是阐发经义，体现的都是“经”中的“常理”“常道”，被后人当作经典来看待，所以也是广义的经典。如《荀子》阐发《礼》的精神，《春秋繁露》阐发《春秋经》的精神，《中说》阐发“王道”的精神，濂、洛、关、闽、阳明阐发的是诸经典中涉及到“天道性理”与“心性良知”的精神，表达的都是“常理”“常道”。这些著述都可以称作广义的“经”或经典。另外，历史上著名大儒的言论选本也是阐发经义，也可以称为“经”或经典，如《近思录》、《传习录》。中国文化中永恒普遍的真理都是通过这些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经典体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些具体历史文化中特定的“经”或经典，我们就不能了解永恒普遍的真理；离开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经”或经典，也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义理价值与精神，即不能理解“寓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