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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的三种面孔 丁韪良：如何评价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与陈平原教授商榷 /ccs/duihua8.htm 沈弘 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丁韪良（W. A. P. Martin）是位美国传教士，这在北京大学似乎是一个上不了正经台面的话题。相信大多数北大人至今仍不知道还存在着这么个有争议的问题。 丁韪良曾先后“应清朝政府的要求，出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和湖北仕学院等校的总教习”1，虽然对中国的近代教育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却在中国国内自晚清以降的官方史书中，尤其是在北大校史中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这可以说是有政治原因的。他早年曾经作为汉语翻译，协助美国公使列卫廉（W. B. Reed）和公使馆头等参赞卫三畏（S. W. Williams）与清朝的全权大使桂良和花沙纳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1858）。1900年，他在亲身经历了京师大学堂中西教习横遭追杀2，驻京外国使馆被围攻和焚烧，以及慈禧的出尔反尔导致大量无辜人民被残杀等惊魂体验后，对义和团和清廷作过言辞激烈的抨击，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清廷二品官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竟要求八国联军废黜清王朝，放逐和惩办西太后。其结果就是引来了清朝以后中国官方对于他的全面封杀。 假如想要从清代以降的正史中查找有关任何有关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之间联系的资料，结果经常是要令人失望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中有关京师大学堂成立的记载中，根本就找不到丁韪良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虚晃一枪的“特派工部侍郎许景澄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从孙家鼐之请也”3。在被广泛引用的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史》4中，也只提及管学大臣孙家鼐，而闭口不谈总教习。在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中没有收录1900年以前任何跟京师大学堂有关的材料，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开总教习这个话题。即使在列举京师大学堂历届负责人名单时，书中也只是提到了孙家鼐（1898年7月－1900年春）和许景澄（1900年春－1900年8月）这两位管学大臣，以及简略地提及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百熙辞退丁韪良等西文教习”5。请注意，这儿已经悄悄地抹去了丁韪良“总教习”的头衔。紧接着，又在这后一则消息上加了一个画蛇添足的脚注：“编者注：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丁韪良为原同文馆西文总教习。”显而易见，编者是在刻意回避丁韪良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史实，以达到误导读者的目的。 但这种障眼法瞒得过一时，却瞒不了一世。由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98年8月9日被光绪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终究是一段谁也躲不开的史实，所以另一种更加聪明的做法就是尽量贬低丁韪良作为总教习的作用，将其职责等同于无足轻重的“教务长”，并将其置于徒有空衔，身处异邦的“中总教习”许景澄之后。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8）还有一种更加离谱的说法，即把京师大学堂惨死于1900年动乱的中教习刘可毅擢升为“中总教习”（第257页），并将他的地位排在西总教习丁韪良之前。这居然也被后人视为一种权威的定论：即丁韪良在戊戌年大学堂中的地位不仅排在管学大臣和总办之后，而且还在总教习许景澄和“中总教习”刘可毅之下6。这不禁令人回想起文革时期，刘少奇刚被打成“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他早年赴安源组织工人运动的史实就被篡改，而朱德刚靠边站，中小学课本中就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硬是改成了毛泽东跟林彪的联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非常不严肃和幼稚的行为，因为这样的结论很难经得起检验。曾任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的罗惇曧早在1912年就已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员，盖员司多用翰林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实权皆在丁韪良，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7。当然，类似这样的文章，因为跟官方的说法相左，在解放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983－1993）和《北京大学史料》（1993）等类书中一般都是找不到的。 从目前能看到的材料来说，北大学者陈平原在《读书》杂志（1998年第4期）上发表的《不被承认的校长》一文应该说是最具有分量的。跟其他人不同，该作者对于西文资料并没有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在文章短短的篇幅中，他分别引用了1898年9月23日《纽约时报》关于丁韪良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校长”（president）的消息、意大利和德国公使对这个消息分别作出的强烈反应，以及丁韪良自己撰写的三本回忆录：《北京之围》（1900）、《中国知识》（1901）和《中国之觉醒》（1907）。同时作者也没有刻意用虚拟（或没到任的）的“中总教习”来压低丁韪良，反倒是爽快地承认了1898－1900年间，丁韪良确实是在京师大学堂“大权独揽”的“西学总教习”这一事实8。但他紧紧抓住《纽约时报》报道中把“总教习”译作president和把“同文馆”译作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