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被忽视的那个易卜生——评《易卜生诗剧研究》-论文.docVIP

寻找被忽视的那个易卜生——评《易卜生诗剧研究》-论文 寻找被忽视的那个易卜生 ——评《易卜生诗剧研究》肖徐彧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易卜生一章中这样说过：“有些文学批评或戏剧表演将易卜生解说成一位社会改革家或道德家，这就完全抹杀了他在审美方面的成就，并且危及到他在西方戏剧经典中仅次于莎士比亚也许还有莫里哀的真正地位。易卜生甚至比晚期的莎士比亚更富有奇思和异想……我想不出西方真正博大的剧作家中还有谁如同易卜生那样一贯离奇诡异。拒绝熟悉化的陌生性，怪诞的想象，真正的巴洛克艺术——易卜生显示出的这些品质与西方经典中其他文豪泰斗没有二致。”（276） 易卜生在中国的研究起始较早，似乎这一研究对象没有更多言说空间了。事实并非如此。考察国内易卜生研究现状，我们会发现学界对易卜生最重要的戏剧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与审美性的关注远远不够，易卜生在中国其实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复杂而有趣。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 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 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