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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科学哲学导论》本科生校通选课作业之一?Under Suspicion 与Underdetermination作者：李妍，学号??Under Suspicion得说是一部适合多数观众多数状态下观看的片子，足够紧张有序的推理情节，不断浮出的证据和发现，足够让我这种习惯性发呆的人在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内不走神。但是所有这些再加上大美女莫妮卡·贝鲁奇和实力派的摩根·弗里曼，也仍然不足以让它在每年足够多足够热闹的好莱坞和同题材电影中“脱颖而出”，只有影片的结尾，才能让它变得约略有些与众不同和耐人寻味，挑战了一把影片的前半和大众的“正常”情节预期。　情节上的“惊喜”带来暂时性的感官愉悦（或者说刺激、痛快），之后引发对片中曾经让我们支持和信服的警探的某种嘲弄和轻视，对“证据”的尴尬结局的戏谑。当奉老师之命将电影与科学哲学中的亚决定性理论相联系，它貌似就获得了某种思想深度，嘲弄和不信服的对象由片中的证据和警探，几乎上升到了“科学”。　Underdetermination——经验、观察、数据不可能唯一地、充分地决定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理论，哪一个理论是正确的。现代科学的“正统认识论”是经验论，知识/理论得到客观、正确的身份的必要充分条件只能是经验、数据、实验。在崇尚科学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其它领域，也是类似的同型验证标准在通行着。比如侦破案件中的证据。　当我们不具备全知视角甚至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下想要获得全知，似乎确实只能依靠证据。这种“只能”让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把它们充分化了，可实际上，证据与理论的关系只能是非充分决定性的。我们只能想象而不能实际得到整套的齐备的证据，因而不可能实现符合理想预期的有足够充分性的演绎推理。我们能掌握到的证据永远只能是事实的一部分，在这些片断的事实之间存在着多或少并且通常很多的空隙，空隙使证据之间的连接以及整体的推导存在着众多的可能。对于这些空隙，只能由虚构和推测来填充，而不管拥有多少“理据”“可能性”的推测，实际上也都是虚构。所以通过证据的连接推导而得的判决，整体上是具有虚构性的，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说。单凭证据，不能够“证明”任一个推断结果。　Under suspicion中，警探方获得了多种证据，从前到后，所得的事实大致包括：律师的两次在场、律师的恋童癖、律师与二死者有过接触（照片）以及律师与年轻妻子的长久不合。当这些证据都得到确认——最后发现律师所拍的女孩照片时，年轻警探声称律师“百分之百是凶手”。可这些证据们本身，之间的空隙之大可能性之多，其实令人“发指”，假如不加入任何推理成分，它们自身是绝对不可能建立一个最终得到“律师是凶手”的演绎模型的。这组在实际操作中似乎已经足够充分到“百分之百”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律师是凶手”这一理论。　那么这个“百分之百”从何而来呢，事实上已得的证据并不能排除其它真相的可能，为什么却又被认为是充分的呢，并且我们也信服这样的认为呢。做出这个判断的果真是“证据”么？恐怕很大程度上做出选择和判决的主体仍然是主观性的人，也即在整个推断过程中，主观的经验的因素占据了很大的份额甚至决定性地位。　当部分证据已得，掌握证据的人似乎是很难免地会根据已有的证据进行“合理”的推断，并且所做出的推断显然是不可能全面到包括所有可能的。当接下来获得的证据有利于已有的某种推断，推断人也就更加难免地会越来越信服于此种推断，甚至认为此种推断就是正确的。之后的新证据的获得，其作用究竟是作为演绎推理的一分子，还是作为证明自己推断的理据，就已经很难说了。在可获得的所有证据尚未获得完全，实际上就已经由主观因素而非证据做了多次重大的“选择”。主观因素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影片中警探们显然把注意力过早地集中于律师这个已知熟人身上而不再关注是否有“陌生人”的可能。　再比如情感上的经验因素。律师或许是出自不愿透露隐私或者其它考虑而显得闪烁其词的证词，让他显得“可疑”，这种情感倾向上的导致实际上也是不具备严密性充分性的。像年轻警探的自信满满奋进勃发的激情，在他的据实推断和选择中也必然会发挥不小的作用。　在整个过程中，每个新证据所代表的无限可能性，经常会同时具有证实/推翻已有主观选择的能力，这样，对新证据的选择，又是人为的。在科学理论的得出过程中，当理论面对不一致的经验证据，科学家其实也总是能够通过调整信念、选择证据或者证据的趋向的方式，使自己已知信服的理论得到辩护和“拯救”，并且是看起来合理的拯救。在电影中的推理过程中，实际也应该充斥着警探对自己所信服的推断的无数次“拯救”，并且这些主观性极强的努力在其似乎顺理成章的进展中可以自然而轻易地被忽略。　太多的主观性经验性甚至情感性的掺入，使得我们理想化的“证据——真理”永远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程度，也许它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正确”或至少是暂时看起来正确，但是仍然不能消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