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方案改革 困.docVIP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破解简政放权之“困” 编者按 今年以来，中央和各地连续清理审批权限并取消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备受社会、企业和基层政府关注。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无疑是政府向自己开刀。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各地调查发现，行政审批相关权限下放在数字上、幅度上都比较明显，但其中也出现了权力“空放”、“虚放”、放后效率不高的现象。当前，简政放权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央也下定决心，如何使放权放实、放真、放好，让改革真正产生制度红利，仍须考验各级政府的勇气和智慧。 权力“空放”折射改革之困 从天津滨海新区的设立，到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批复，近年来一批批审批和管理权限被下放到地方，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据统计，天津市累计向滨海新区下放审批事项和职能事权218项，向各区县下放审批权限100项；2012年5月，浙江省政府向舟山群岛新区下放了首批400项行政审批管理事项；2012年6月，浙江省再次向义乌下放357项省级行政审批及管理事项；同年9月，浙江省政府发文向设区市或各县市下放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406项。 义乌当地干部反映，权力下放为义乌市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向义乌下放的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清单中，也出现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情况。比如，浙江省经信委下放的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省农业厅下放的草原类许可事项、省交通厅下放的水路和船舶经营许可等权限，对当地实际意义不大。 此外，一些地方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在放权方式上，绝大多数权力为“委托”，以“直接交办”或“扩大审批权限”等方式放权的占少数。 半月谈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当前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上述权力“空放”“虚放”、“不彻底地放”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明显存在，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放权错位。主要表现为下放权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符，放权针对性、有效性不强。浙江某县级市反映，2012年上级部门下放的406项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与该市有关的事项仅158项、占总事项的38.4%，其中涉及投资项目审批的仅1/3，同基层要求出现一定的错位。 二是放权有水分。一些中西部企业反映，有关采矿证审批发放的权限虽然下放到省里，但还是要到国土资源部摇号。还有地方干部反映，权限下放不稳定，上级部门可能会在下放一段时间后，以审核或备案为由，变相收回下放的权限。 三是放权不完整。在许多县市，仍存在后置审批事项权限下放后，前置审批部门或相关联部门没跟进下放的情况，导致办事群众省里、县里两头跑现象。比如浙江某县反映，省住建厅下放的交通、输变电类工程资质审核，在市住建局受理后需递交省交通厅、省供电局等部门审核，而省交通厅、省供电局该项权限未下放；省商务厅下放对外建设项目审批后，住建厅相应权限却没有下放。浙江东阳市有些审批，上级只下放受理权或初审权，终审权没有下放到位；有些则把决定权下放了，但留下发证环节，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现象，申请人反而更不方便。 “倒三角形”下的权力结构重置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权力下放过程中出现种种不尽如人意、随意性大、标准缺失等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影响。 在一些地方，权力下放并非是基层“点菜式”，而是上级部门“配给制”。东部一县级市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以从市里拿到的357项省级行政审批及管理事项为例，这些事项多是省里各厅局报的，而非地方提出的。许多权限无法下放是因为与部门法规有冲突，而这些法规背后牵扯着部门利益。 一些地方干部直言，有的部门在下放权力时，只放复杂的、要负重大责任的权限，而把操作简单的、权力含金量高的、体现权力特征明显的、没有特别大责任要负的权力留在手中。 地方干部对权力下放之惑的背后，是对权力配置结构的不满。一位县级领导说，现在中央审批事项还有1400多项，而以浙江为例，省级层面在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是949项，地市级平均700至800项，到县一级平均不到600项，这种倒三角形权力配置的结构仍然可以视为计划经济的延续。目前，浙江省正致力于改进这一结构，规定省里审批事项不超过500项，地市级不超600项，到县一级700项左右。 业内资深专家表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中的权力分布应为正三角形。从国家层面，放权要建立几个凡是：凡是符合国家政策或相关部委批准的综合性规划项目，可以不必再在国家层面审批，国家层面只批规划不批项目；凡是不使用中央资金的，国家层面也不必再审批了，企业对自己的投资负责；凡是不跨省一级区域的、只一个省范围内的项目，一般情况下也不必再审批。省市一级权限的下放，也可以参照此方式类推，从而为基层发展营造更大的空间。 对于行政审批下放，乃至取消，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市场的现状是重审批轻监管，前面复杂繁琐，后面无人管理。其实行政审批权的改革，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