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人性与党性之间概要.pptVIP

第十六讲 生活在人性与党性之间在人性与党性夹缝中挣扎的法学人生——从《执子之手》中读到的吴家麟、汤翠芳教授童之伟 汤翠芳：《执子之手》，宁夏人民出版社 吴家麟、汤翠芳的传记作品。 在传主生活的主要时期，贯穿知识阶层生活的基本矛盾是人性与党性（或国家性）的对立和冲突，他们的人生是被人性与党性从不同方向拉扯的人生。 婚恋是人性立场与党性要求对立的重要场域。虽然在党性无限扩张的态势下伸张人性非常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党性等政治属性应该以人性为基础，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不应以人性的减损和泯灭为代价，而且应该是促进人性发展的一种方式或路径。 法学家人性与党性统一的最高境界是挺身护法仗义执言，吴家麟的职业生涯达到了这种境界。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科学新风中形成独立人格和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品质上强于在以“反右”、“文革”为主要标志的总体政治文化氛围下长成的后辈。 吴家麟是老一代法学家中有学问、有节操、有良知和思想解放的有代表性人士之一，遗憾的是他因老因病不能再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鼓与呼了。 吴家麟 1926年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宁夏大学 教授，原宁夏大学校长，新中国宪法学泰斗， 参加过1982年宪法的修改。 1947年9月至1951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1951年9月至1951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 1951年12月至1961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执教； 1962年初至1979年11月在宁夏大学政史系执教； 1979年12月至1983年10月，在宁夏大学担任副校长职务； 1983年11月至1989年12月在宁夏大学担任校长职务； 1992年3月退休，宁夏大学特聘教授，返回家乡福州市定居。 人性 人们谈论人性，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单纯强调人作为动物的一个特殊的类的生物本能，法学中的自然法学派有这种倾向；还有一个极端是忽视人之作为人在生物学上的类的共性，只强调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特性的决定性影响力，其结果是近乎把人性看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所谓社会性。 这两种极端化的看法都有片面。这里把人性理解为人作为生物的一个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常会表现出来的天性。 党性 党性按现在一般的说法，它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境下，党性被描述为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性似乎可以理解为作为社会的领导力量的执政党的全民性的集中表现。由此看来，党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实事求是地看，党性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固有本性，因为，它不仅会随着时代、随着历史条件变化，也会随政党这种政治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人性也好，党性也好，都可以理解为某种物质力量支配的空间，同时也可以说都是某种精神的和情感的场域。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显然具有基于物的某种无形强制力。 在社会的这个精神的和情感的场域，人性是个人依天性可自由支配的部分，党性表现为执政党的组织乃至公权力机关对人的行为和情感领域提出的要求。 人性与党性相比，前者是人本身的特性，稳定性强，包含较多难以变易的、永恒的东西，党性是人的组织体的特性，它会随着组织原则和组成人员综合素质的变化而变化，还会随着社会发展或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乃至最终改变属性，逐步完全回归人性、为人性所吸收。 作为一种组织体的特性，党性本来是由人性让度和转化而成的，但一旦转化形成后，它就具有了独立于人性的地位并且有时会与人性发生某种形式的对立，就像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一样。 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执政地位由宪法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被固定下来的社会政治条件下，领导党与国家、领导党的组织机构与国家机关体系是不分或不严格区分的，因此，领导党要求的党性往往实际上就是国家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任何个人，不论他/她是否是领导党党员，其与国家及其机关体系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他/她与领导党的关系。从内容上看，这种个人与领导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表现为人性与党性的关系。 正确理解现实的人性与党性的关系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之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决定人性与党性的客观因素及人性与党性的边界。由表及里地列举，支撑人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个人权利、制度界定的个人利益、个人拥有的财产，而支撑党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公共权力、制度界定的公共利益、公共机构掌控的财产。可见，人性、党性的空间大小及其边界，很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东西，主要取决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人性与党性也有区别 人的组织体是以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在自然的意义上说，党性应该源于人性，但又必然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超越，因而将自己与人性在内容上区别开来。但是，在一个个具体的生活领域，人的精神和情感空间和选择自由都是有限的，因而必然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