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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期刊的创办、定位、名称等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陆叔云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年第7期 200925周年。25年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不仅记载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历史，而且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因此，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刊物的创办过程、期刊定位、名称等问题进行回顾与思考，不仅对今后办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利，也有益于我们 “加快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创办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之后，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1983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58000多人，相当于建国后17年研究生招生总数的2.5倍；在校研究生也达到35000多人，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份的5.7倍。学位制度实行以后，从1981到1983年，全国共授予学士学位49万人，硕士学位1.8万多人，博士学位30人。1981~1983年，还两次审定学位授予单位及学科专业，当时共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96个，学科专业点1151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425个，学科专业点4254个[1]。这些数字拿到今天来看不是很大，但在当时却是发展很快，成绩不小。正如何东昌同志所说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东西。既然新，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问题。”[1]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学位制度，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例如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如何保证和提高，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规格、层次和学制如何确定，培养研究生和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学科专业如何设置，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要求如何预测与规划，国外研究生教育有何经验和教训，等等。此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教育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要求研究生教育培养出大批能独立解决现代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中出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研究生教育如何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需要的博士和硕士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2]。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3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司在北京召开了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研究工作座谈会。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指出：“要开展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的研究工作，包括研究国外的经验，使我们的一些决策有一比较科学的依据，以便少走弯路。我们以往的很多事情，吃亏就在于没有认真研究就拍板，一拍就拍错了；再改变又要经过好几年时间，现在看来不开展研究是不行的。”[1]在这里，何东昌同志用简朴的语言说明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在明确了开展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会议就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研究的课题计划以及具体措施进行了讨论。其中，措施之一就是争取在1984年下半年创办一本综合性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研究》的刊物[2]5，以便为总结交流国内外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方面研究成果提供园地，为探讨新理论、开拓新路子、研究新问题提供阵地。这就是创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背景。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于1984年9月正式出刊（当时为季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和赞扬。有的说：“自从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建立学位制度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发展很快，如何做好这两项工作，已突出地摆到人们的面前。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属于教育最高层次、代表国家教育水平的研究生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学位工作却没有一个指导性刊物，这是很不相称的。贵刊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必将对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完善我国学位制度，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3]但是，对要不要专门办一本有关学位工作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刊物，还是有不同声音的。有人主张把刊物和其他高教研究期刊合起来办，这样可以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同时刊物的内容可以宽一点，读者面也可以广一点。但是，当时我们就认为：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一本专门从事高层次教育研究的刊物，与中国地位不相称，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不适应；第二，宽与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整个高等教育研究所涉及的面是宽一点，但从属于高教研究刊物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栏，其涉及面和所占容量无疑是有限的，它远不如单独创办一本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业期刊所涉及的面宽，所包含的容量大；第三，一本高教研究的期刊，若内容涉及面广而不深，那么它实际拥有的读者数并不一定比专门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期刊的读者多[4]。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上级领导机关的领导下，向着既定目标前进，最后取得了成功。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里，刊物确立了某种权威地位，无论读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