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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工伤保险 尽管增速很快, 但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才刚刚超过三分之一。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是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难点。 社会福利预算支出 两个关键的解释因素 能力: 政府汲取能力的重新获取 意愿: 改变决策中的议程设置模式 恢复国家汲取能力: 财政总收入, 1978-2005 财政收支/GDP, 1978-2005 决策中议程设定模式的转变：六种模式 互联网的兴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减少地区间收入差距 1993 年以前, 中国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的包干制, 这种体制对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十分有利, 因为它们的财政资源相对比较充裕, 且不必与别省分享来自本地的税收。 1994 年, 中国政府对财政体制作出重大调整, 将包干制改为分税制。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两个比重”连续15 年的下滑趋势, 为加大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奠定了制度基础。 Convergence of Provincial Growth Rates 省际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变化轨迹 (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缩小城乡差距: 少取 。改革开放以后, 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 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 年的31 %下滑到2005 年的12.16 %。但在1986 —1996 年间, 各种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却不降反升, 从2.11 %攀升到5.13 %。1996 年以后, 农业各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开始回落, 可是直到2005 年, 仍高于1985年的水平。 减少城乡差距: 多予 尽管从1990 年代初起, 中央政府三令五申, 要求把农民负担严格控制在农民人均纯收入5 %的范围内, 但在相当多的地方(尤其是中部农村) , 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没有缓解, 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 中央“请客” (出台诸如九年义务教育等政策) 、基层“付账” (要求乡镇财政负担执行这些政策的成本) 的做法难辞其咎。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 1997 年,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不过区区700 余亿元。2004 年是个转折点,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比上年净增700 余亿元, 达2626 亿元; 其后, 每年的增幅都在500亿元上下。2007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3917 亿元, 相当于1997 年的5 倍多。 城乡收入差距 Leveling off 人居医疗与文教娱乐支出差距 降低不安全感: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7 年, 在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启动之时,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市低保制度。 2002 年底, 低保覆盖人数已达2054 万人。其后几年, 低保人数在2200 万上下浮动, 基本上将全国城镇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都纳入了保障范围。 农村最低收入 从1997 年开始, 我国部分有条件的省市开始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6 年底, 出台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策文件的省份增加到22 个, 全国共有约1500 万农村特困群众被纳入了农村低保的保障范围。除此之外, 还有1200 多万人属于“农村定期救济”对象。两者加在一起, 人数为2723 万(图8) , 略高于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 但还未能涵盖低收入贫困人口。 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 号) 明确提出: 要于年内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 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 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 这样, 农村最困难的群众第一次被纳入了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 实现了从农民集体内部的互助共济体制过渡到国家财政供养的历史性转变。 To reduce human insecurity: Increased government and social health spending State Re-engaged in Healthcare To reduce human insecurity: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of Active Employees Retirees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进入1990 年代以后, 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制度双双萎缩; 取而代之的是1999 年开始推广的城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