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学内需不足推荐.pptVIP

价格信号中的“杂音”成分要想达到使整个社会都对供求状况产生判断错误的程度，必须以存在一个健全的、可以使价格信号不受阻碍、自由传播的市场体系为前提。 我国市场结构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商品市场的高度开放与金融市场的严格管制之间的鲜明对比。 劳动市场方面，尽管流动性大大增强了，但户籍制度和国有经济部门中的人事管理制度还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限制作用。 １９８２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中国土地公有制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剥夺私有地产”的政治主张，通过没收、赎买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的。 公有制分为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控制全民经济时，以财政担保其就业、工资和其它福利；在控制集体经济时，却不对这种控制的结果负责。农村土地采取集体所有权的形式，客观原因是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农村生产（1959-1961的农业危机），主观上是政府为扶持国有工业发展，需要对农业收益进行“剥夺”（剪刀差）。 自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一直未曾改变过，始终是集体所有制，但就财产权的具体形式而言，实际占有者对土地用途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强。这表现在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长、取消统购包销制度、允许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确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利等等方面。从总的趋势看，我国政府鼓励农村土地按照市场的需要加以利用，其性质正在逐渐接近于一种可自由交换的生产要素。 我国城市市区的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属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国务院实际行使的主要是土地收益的分配权和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其他权能则通过法律授予地方政府实行。对于商用目的所需的土地，政府主要采取审批划拨的方式进行供给，但近年来随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原则的确立和土地市场运行的规范化，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非国有经济拥有的固定资本占全社会的比重不到20％，而目前则上升到接近50％。同时在国有经济内部，历经“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探索，已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实现了市场化的经营管理。两者相加，全社会资本总量中为私人经济部门控制的部分已占到多数。同时就产值而言，非国有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不到50％的资本创造70％的产值，其自我积累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都说明国有经济部门萎缩、私人经济部门扩张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从种种现象看，我国经济中存在着资源“供给”过度，以致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农村中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城市中则有空置房地产造成的泡沫，亏损的国有企业一直能够得到贷款支持，而银行中不良资产的比例也始终居高不下，相应的，生产过程中本应与这些资源相结合的劳动力，也只能处于失业的状态中。这其中固然有制度变革不到位的问题，如农村土地迟迟没有建立流转机制，使得出外打工人员留下的土地无法移交给他人使用，只能闲置；但也存在绕过制度，过量攫取资源的现象。 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统计，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837家，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00多家，仅浙江一省就有各类园区和开发区800多个。一些省会城市或稍大一些的城市，其开发区数量常常多达五六个。而在这3837家开发区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仅占6%；省级批准的1019家，占26.6%；其他2586家均为省级以下开发区，占67.4%。这些开发区的面积，动辄十几、二十几平方公里，其总规划面积已达3.8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 在清理整顿中发现，开发区的实际数量是6015 开发区数量如此之多，为了争取投资项目彼此间只能依靠压低地价来竞争，正常情况下几十万元一亩的土地，往往只收取投资方几万元出让金，甚至白送。事实上，由于政府缺乏资金投入，大部分开发区的土地都没有做到七通一平或者五通一平的要求，开发商获得这样的土地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炒地皮”而已，最终导致了土地的闲置。从实际后果看，土地的使用权确实从国有经济（城市土地）和受到一定管制的集体经济（农村土地）部门转到了私人经济部门手中，但利用效率并没有提高，这就违背了进行这种转移操作的初衷。 这些年进行的国企改革，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无法解决国有资产价值相对下降这一问题。 在承包制下，厂长经理们一方面尽力压缩承包基数，另一方面则在承包期内拼命追求短期利益，增加产值，以便在承包基数既定的前提下将尽可能多的企业收益收入自己囊中；在“股份制”改造中，他们则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有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减少国有股的收益；“抓大放小”战略提出后，利用产权交易的机会低价购入国有资产，更是方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