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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耗损研究述评 语言耗损(language attrition)指的是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在接受语言教学之后由于经过若干时间(例如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不使用而产生的第二语言或外语技能和知识丧失或退化的现象。亦可指操母语者生活在第二语言环境中而产生的母语技能退化和丧失的现象。 根据不同的角度或方法语言耗损可分为不同类型,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Weltens (1987)将语言耗损的类型作了两种区分。第一是将语言耗损区分为上述的所谓“自然型”(natural)语言耗损,和由于大脑损伤而导致的失语症或语言退化的“病理型”(pathological)语言耗损。第二是将语言耗损分为“代际型”(intergenerational)和“代内型”(intragenerational)两种。前者指的是操某种语言的社会群体中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或数代人之间的语言耗损过程;后者指个体内部的语言耗损过程。 Van Els等人则将语言耗损较为详细地分为以下几个主要范畴[1]: (1)母语环境中母语的耗损,如老年人的语言耗损,语言死亡,以及方言群体中的方言丧失等; (2)第二语言环境中母语的耗损,如移民的母语耗损、方言群体外的方言丧失; (3)母语环境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耗损; (4)第二语言环境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耗损,如趋于年迈的移民的第二语言耗损。 Bahrick (1984)研究作为外语的西班牙语耗损时发现,语言耗损的过程似乎呈现一种“前快—中慢—后快”的发展趋势,即在停止使用外语后的前期(如前5年)耗损非常严重,中期(如其后20年)耗损不明显或无耗损;后期(如其后35年)耗损复又加快[6]。 MoorcroftGardner (1987)认为,产出性技能有可能比接受性技能更易耗损[8],但Grendel et al (1996)的研究却有相反看法:在语言课程结束之后20年里,并未有产出性技能和接受性技能的耗损[32]。 3.6　Weltens (1989)对作为外语的法语耗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耗损与语言培训水平无关。也就是说,在校学习外语的年限长短并非导致耗损的决定因素。停止使用法语后的头两年,语法耗损明显,词汇耗损不明显[9]。 3.7　Al-Hazemi (2000)对沙特阿拉伯军官的英语词汇耗损的研究表明,停止使用英语的时间长短对词的耗损只有部分影响,导致耗损产生的主要影响是环境因素(如日常场合中未经常使用英语,缺乏语言输入)[20]。 3.8　Grendel et al (1996)的研究表明,语法测试和完型填空测试方面无耗损现象,而在口语表达方面有明显的耗损现象。 这也许可以证明,语言环境对语言技能的保持有影响。Porte(1999)对52名长期居住在国外(西班牙)教英语的教师(母语为英语)母语耗损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第二语言(西班牙语)对母语(英语)的干扰是母语耗损的主要因素,词序和拼写的问题尤为突出。他认为语言的某些方面对干扰更为敏感,更严重的拼写技能丧失或许与句法耗损并存[33]。 母语耗损与母语习得的不同点之一是,母语习得有可以预见的发展阶段,而母语耗损却没有[2]。 语言耗损研究的主要意义以及给我们的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语言耗损与语言习得或语言学习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Jakobson把语言耗损看成是语言习得的“镜像”这种观点仍有争议,有待进一步证实[34],但习得与丧失或耗损堪称“孪生兄弟”,研究语言习得若不研究语言耗损必然失之偏颇。而且从更积极的意义上看,研究语言耗损为研究语言习得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新途径。此外从生命全程心理语言学的观点看,语言习得不仅包括获得的一面,也包括丧失、损耗(attrition)的一面;不仅包括了上升、发展、进步(progression),也包括迟滞、退化(regression )的一面。丧失、耗损、迟滞、退化是整个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35]。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语言能力的发展离不开研究语言耗损。当然,研究语言耗损也同样离不开语言习得。正如Weltens (1987)所说,要对语言退化作出可靠的评价,就不仅需要研究耗损的材料,还需要研究来自习得的材料[1] 非智力因素尤其是情感方面因素语言学习/习得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一点已为大量研究所证实。例如,Stevick(1999)和Oxford (1999)分别指出了情感对学习和记忆的五大影响以及焦虑对学习和记忆的负面影响。同样,认知风格、学习策略、学习动机等也跟学习和记忆相关[36,37]。这有力地说明,语言耗损研究理所当然地应该把非智力因素纳入其中。这方面的工作开展不久,有待深入。 长期以来,遗忘被视为一种消极现象。而近年记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遗忘实际上是系统的适应性特征,带有积极的因素[38]。这是否意味着耗损有时也是个体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