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安财大：刘银国1.ppt

逆向选择的基本模型 阿克劳夫（Akerlof，1970）的旧车市场模型（lemons model）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在旧车市场上，卖者知道旧车的真实质量，而买者不知道，买者只知道旧车市场的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而这将导致高质量的旧车退出市场，并又导致旧车价格进一步降低，最终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在均衡的情况下，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极端情况下，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交易的帕累托改进不能实现。 罗斯查尔德和斯蒂格里斯（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关于保险市场逆向选择经典模型的结论是，如果有关消费者风险程度的信息程度是非对称的，帕累托最优保险合同不能实现。 逆向选择的规避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信号传递(signaling )，一是信息甄别(screening)。所谓信号传递，是指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以某种可信的方式向交易的另一方传递信息。所谓信号甄别，是指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向交易的另一方提供多种契约选择，使其根据自己的私人信息做出相应的选择。 信号传递理论的开创者斯宾塞（Spence，1974）认为教育水平可以成为传递有关能力的信号。在斯宾塞建立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里，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有关代理人（雇员）能力的信息不对称，代理人知道自己的能力，委托人（雇主）不知道，但代理人受教育的程度可以传递有关代理人能力的信息，原因在于委托人知道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高能力的人能够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能力的人区分开来。这一“分离条件(sorting condition)”或斯宾塞－莫里斯条件（Spence-Mirrlees condition）使得教育水平可以成为传递有关能力的信号。 张维迎（1994）认为，在经营能力属于私人信息的条件下，个人财富可以作为判断企业家（经营者，下同）经营能力高低的一种信号。张认为，由于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Unlimited liability with non-negative consumption）,即一个企业家有责任偿付他对贷出者的全部债务和合同规定的给企业工人的工资，直至其个人财富成零时为止，做一个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与个人财富呈相同方向变化，因而，就显示经营能力的信号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更具信息量，一个人越富有，他的临界经营能力就一定越高。从个人财富去推知经营能力是理性的。在信息甄别模型中，假定的博弈顺序是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首先行动，提供一个合同菜单和选择规则供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选择，并根据其选择对其类型或能力做出准确判断。 道德风险规避的基本模型 道德风险的规避是委托－代理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道德风险规避的模型化方法是通过模型化以下问题而建立的：一个参与人（委托人）想使另一个参与人（代理人）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另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张五常将科斯定理概括为三种说法：其一，“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即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一定理的思想出现在科斯1959年发表的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被张五常称为交易定理；其二，“无关性定理”，即如果产权被明晰地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其三，“效率定理”，如果权利能被清晰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帕累托条件（或经济效率）将能够实现。 科斯定理不管是哪个版本，所强调的都是产权界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 张五常认为，财产权结构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一个极端的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到另一个极端的公共财产权（Common property rights）。私有产权的主体界定是清晰的，权利是排他性的，能自由转让，私人当事人从这些权利中所获取的收入是不受法律和规章的削减、约束或侵犯的。而公共产权则是没有界限和框框的。任何人都无权排斥他人使用它。没有排他性的使用权，没有转让权，在有限定的情况下，不可能从使用公共财产中获得净收入。共有产权是公共的、共享的，因而具有不可分性、非排他性、不可转让性等特征。 西方产权理论一般认为，私人产权的产权主体明确，产权界定清晰，交易的受益效应和受损效应均由当事人直接承担，即消除了外部性。而公共产权主体不明确，产权界定不清晰，在消费规模上没有限制，在收费上存在困难，同时公共产权行使时还会影响其他成员的利益（即存在外部性），搭便车行为和产权拥挤现象就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