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docxVIP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放权与监管作者：刘琼莲??时间：2014-08-07???浏览次数：0 次　　【内容提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削减审批项目、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审批方式、建设审批制度四个阶段。治理行政审批权成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拐点，并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拐点。放权才能精简政府，监管才能廉洁高效。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格局，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治理行政审批权的关键在于牢牢把握住简政放权与监督管理这两条生命线，实现简政放权与监督管理的高度契合。　　【关 键 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加强监管/治理行政审批权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旨在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其实质和要害在于突出政府职能转变，把应该放的权力放掉，把应该管的事务管好。因而，治理行政审批权成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拐点，并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拐点。本文从治理行政审批权入手，在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角色定位与促进政府、企业、公民的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探讨简政放权与监督管理高度契合的具体路径。　　一、治理审批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拐点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深层次的要求，即要求政府在履行均衡管理和服务这两大类职能的过程中，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以及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当前，中国面临着各种转型，调整政府职能的边界成为重中之重，并且借助于行政审批权这一具体的载体来实现。要充分利用行政审批权这一载体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就不能停留于政府简单地收权与放权的层面，而要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合作，确保企业和公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基于此，政府理所当然地要把治理审批权作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拐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经历了七次规模较大的改革：1982年提出精简调整机构与提高政府效率，1988年把任务定为进一步转变职能与减员增效，1993年提出政企分开与理顺关系，1998年侧重于变动机构与精简人员，2003年强调权责一致与规范审批权，2008年探索大部制改革，2013年要求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削减审批项目、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审批方式、建设审批制度四个阶段，成绩显著，目前处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提出要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2013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文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经济领域的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以及投资城市轨道等重头项目的审批权力，其中国家发改委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数量所占比例最大。李克强强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突破口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以简政放权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1]。因此，要牢牢把握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拐点——治理行政审批权，解决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各种安全隐患、利益调节失衡以及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问题。　　首先，简政放权间接治理行政审批权。简政放权的落脚点在于创新社会治理和运用新公共服务理念来改进理性官僚制，重拾公共行政精神，建立规则认同感。理性官僚制所强调的法制化和程序化办事规则能解决行政审批权力在社会关系层面过于庞大和失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强化行政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避免行政审批权力对社会权利的侵夺。一般而言，创新社会治理强调分权和授权、绩效评估、减少组织层级以及政府与市场分离，落实新公共服务意味着对民主、公正、回应性、公民参与的追求，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实施的简政放权能间接治理行政审批权。　　其次，加强监管直接治理行政审批权。加强对行使行政审批权力的机构设置、审批数量、审批功能以及审批权下放后的运行程序与效果的严格监管。经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一旦行政机构违法行使审批权或者滥用下放后的审批权，司法机构就会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以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构与公共权力所作规定的权威性。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管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为规范行政审批权提供最重要的动力，直接治理行政审批权。　　再次，由放权转为全方位关注审批权有助于治理行政审批权。从顶层设计来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该从推进机构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构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探索省直管县体制、推行行政问责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性、加强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决策等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创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放权，都要强调事中与事后的动态性监管，建立后续监管制度与措施，形成包括强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廉政风险防控、加强对下放审批权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审批业务指导与队伍培训、推进网上审批建设等在内的360度评估法，以全方位地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