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XXXX年必威体育精装版党课党性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教案课件-建构更合理更稳定的国际体系.docVIP

政治理论 6 建构更合理更稳定的国际体系 王逸舟 　　 20 世纪末，世人目睹了两场大的危机：一次是由亚洲发源、随后蔓延到全球范围、至今仍未彻底消除的金融震荡；另一次是在欧洲打响、对国际关系格局造成持续冲击的科索沃战争。这两场分别发生在本世纪末期的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的重大消极事态，从其深远后果看，并不亚于本世纪前叶的经济大萧条和原子弹发明带来的震撼。 　　亚洲及全球金融危机至少表明：第一，近几十年逐渐加速的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过程，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恰似一柄“双刃剑”，它带来的不只是有利的东西，同样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害；第二，曾经被誉为“世界经济新增长点”的亚洲各国，自身体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隐患，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大胆而深刻的变革，就不可能承受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第三，现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整个国际经济结构，需要有大的调整、完善和改革，世人所见到的危机，不是单方面的要求如ＩＭＦ对韩国、泰国和印尼的改造方案或行动能够从根本上缓解或克服的。这场危机既是某些国内体制的危机，也是某些国际体制的危机。 　　同样，科索沃危机也证实：第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随着经济上的更多相互依存和信息方面的更多沟通而消失，１９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仍在以新的形式在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时代继续扩张，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不得不通过“自助自强”甚至结盟、妥协等传统现实主义方式才能获得生存；第二，“落后就要挨打”始终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但“落后”一词在当代有了新的内涵，它不光指物质或经济层面的缺乏或低效，同时意味着社会政治领域的深层次麻烦与问题（如难以缓解的民族矛盾等等）。在此意义上，南斯拉夫所遭受的军事打击和其他制裁，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警示作用；第三，以联合国为主要体现的国际维持和平体系，以及长达数世纪的主权国家不受外来干涉的原则，在科索沃战争中受到极度蔑视和重创，从而导致二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强烈“地震”，人们甚至至今都无法充分预测和估计其深远影响。 　　然而，危机也是一件好事，如果进退有度、应对得当，一个国家就能够把握“危”中之“机”。在建构面向新世纪的、有着更大进步内涵的国际关系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应当作出更多的努力。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可以得出若干未必全面的提示： 　　世界需要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合理的秩序。它的主要含义是，在同时尊重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平等原则和进步原则、公正原则和市场原则基础上，实现包括全球秩序、地区秩序和国家内部秩序（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内的多重关系的建设性协调与磨合。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是国际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石，这方面英美等国的“新干涉主义”必须坚决抵制；与此同时各国应在建设本国的民主、公正和进步的社会政治体制方面作出不断努力，避免遭人制裁。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此基础上经济的全球化对人类应当说利大于弊，但新的国际关系及其体制设置，应当允许各国从容地安排其趋利避害的日程，而且南北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与市场化的全球推进应当至少是同步的；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应当是促进而不是限制各国内部趋向合理性的自我整合过程。 　　世界需要重新确认和扶助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和行动能力，避免再度出现某个区域性安全架构凌驾于安理会之上、无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局面。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教授的一个判断值得重视。他说：“联合国是公认的不完善的机构。然而，是否没有联合国，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呢？我并不这么认为，总体而言，在过去的５０年里，联合国功大于过。尽管不完善，联合国一直努力创造一个由法治原则而非弱肉强食原则统治的世界”。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当然是增强联合国活力的重要前提，要紧的也许还有商议建立更稳妥更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如改革安理会、增强联大发言权、实现对国际冲突的多重法制化约束等等。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这方面有重大责任，也可以作出自己的努力。 　　世界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革以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使之更加全面更加稳妥地反映世界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承受风险的能力。实事求是地讲，发展中世界并没有能力现在就“另起炉灶”。它们不得不参与现有体制和服从相关规则，但这并不应当成为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借口。事实上连西方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承认，后者的调整和改造是极为必要的。与此相应，国际社会及其各种规制需要特别重视发展问题。各国经验一再证明，经济的欠发达并且无望无助，既是一些国家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