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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唐朝文官制度x的特点及弊病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也是文官制度的成熟期与完备期。纵览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发展史，其文官制度居功至伟。毋庸说，它在中国文官制度史上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它所彰显出的若干鲜明特点是无与伦比的。 　　一、首创和践行并举 　　唐王朝在中国文官管理方面发明不断，做出一连串的创新之举：建立三省分权与政事堂集议相结合的中央政权体制，建立“关白之制”，建立包括“匦制”在内的言谏制度，建立“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制度，建立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学府――国子监，以诗赋取士，建立糊名制度，建立“殿试”制度，开创“南选”和“女科”以及“试官”制度……这些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乃至于自我否定中得以成熟与完备的。它们经过实践检验后，凡有利于政权建设、有利于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好的制度就会坚持下来；弊端较显、不好的制度得以淘汰，如德宗时撤销导致“御史任轻”的“关白之制”，武则天废除自己所创的糊名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些创新的理论基础是自唐太宗以来薪火相传的“以仁义为治”思想、“以人为本”思想。这些思想被记录在《贞观政要》里，记录在《臣轨》里，甚至记录在《唐律》及《唐律疏议》里。而这些思想的践行者，则正是它们的提出者――唐太宗、武则天及其继承者们。 　　二、民主与开放一体 　　唐太宗在多种场合一再强调君臣关系乃是鱼水关系，提出君臣“共理天下”的主张。这为《贞观政要》所明记。 　　贞观二年，唐太宗与群臣论治，称“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1] 　　事实上，唐朝军国大事一般均由宰相和百官集体讨论，皇帝在广泛听取群臣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作出最后决策。这是唐朝政治的主流，是唐朝政治相对民主与开放的主要表征。这种民主与开放的风气，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以降，也可以说基本贯穿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从初唐到中唐，李唐君主都大体做到了广开言路，“虚己纳下”，鼓励来自臣子以至基层的意见和批评，且能自责自纠自励。唐朝君主们由此走出了孤家寡人政治的封闭圈，形成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三、多元偕包容同炉 　　从贞观时期开始，唐朝的国家政治便展现出多元化与包容性共存的局面。这除了李唐君主们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社会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外，还反映在政权基础的构成上，反映在国家官员的来源和组成上。 　　从唐太宗开始便广开才路，士庶并用，新故并用，汉夷并用，特别是武则天开创“以诗赋取士”制度、“南选”及“试官”制度以后，大批出身寒微的读书人都能跻身到各级国家政权中来。他们带来了民间和边远地区的新鲜空气，带来了基层民众的愿望和呼声，有利于国家政权的自我修复、更新与稳固。 　　贞观元年，唐朝已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科举考试，后者可以通过此途获取功名，登科及第，称作“宾贡进士”。长安的国子监也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国际性大学，学舍一千二百间，中外生员多时达八千余人。外国留学生的经费主要由唐朝出。来自异域的文人武士入朝做官，则促进了中外政治文化的交流，把中华文明的煌煌风采传播于四海。历朝在唐为官的异族异国的知名者，有李光弼、尚可孤、李元谅、安禄山、哥舒翰、黑齿常之、李克用、李正己、崔致远、尉迟恭等。他们有的甚至就在大唐的土地上娶妻生子，乃至于死后也埋葬在这里。唐末来华的崔致远登科及第后，在唐朝为仕十余载，官至三品。他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下时，独当一面，草拟了大量诏、启、状等公文。僖宗广明二年高骈起兵讨伐黄巢，崔致远代为拟就《檄黄巢书》，峻切凌厉，天下传诵，以此获赐绯鱼袋。唐廷对崔致远的信用，是唐朝多元化、包容性的国家政治生活的生动注脚。 　　四、完备暨系统并行 　　具有大一统意义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经历了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终在唐代达到极盛之巅。作为这个巅峰上的一个标志，就是封建文官制度的完备化、系统化。从科举制度、宰相制度、监察制度、言谏制度、职官制度、退休制度直到法律制度，从机构设置、人才选择、官吏任用、职事考核、品阶认定、俸禄供给以至思想教育都自成体系，各施其责，井然有序而相得益彰。难怪一千多年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要发出如此赞叹：“公务员考稽制度是中国文明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真正建立起来的。”[2] 　　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认：唐朝的文官制度尽管优点突出，特色鲜明，已臻成熟与完备的境界，但它毕竟属于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在它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封建统治者强烈的阶级印记。就封建社会的本质而言，尽管唐朝曾长时间地呈现出一种君臣共治的和谐局面，但国家终究属于君主所有。所谓“父传子，家天下”，其实就是封建国家的基本面貌。于是这才有了唐太宗既能制定法律，也能践踏法律的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