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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能力 　　摘要：米格代尔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其最早对农民政治和第三世界的研究曾经启发了学术界对于相关领域的思考，并为其关注第三世界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梳理冷战以来西方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进而延伸出米格代尔所创建的“在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路径，从而探寻社会结构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寻找第三世界国家能力差异的答案。对于米格代尔的国家观、对于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看法进行梳理和总结，从而启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能力的构建过程，并对当今的国家治理能力构建提供现实的理论根据和经验思考。 　　关键词：社会结构；国家能力；强社会与弱国家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11 　　乔尔S?米格代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教授，任教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并参与组建了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在哈佛研究生院学习期间师从于社会科学大师亨廷顿，并深受其影响，亨廷顿探讨问题的方式、对研究领域的思考、组织问题的逻辑对米格代尔有非常大的启示，特别是亨廷顿关于政治制度化的看法启迪了米格代尔关于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路径[1]。 　　米格代尔最早关注农民政治问题，经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在1996年被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在本书中，米格代尔以行为过程本身的互动因果关系为基础，着眼于制度而不是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来分析农民政治，并从结构――行为选择的角度把传统农村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与“控制松散的农村”两种类型。关于伟大的中国农民革命，米格代尔敏锐地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组织的出现、它们的生命力以及扩大力量的能力，同农民所面对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弊端一起，共同引发了一场范围广大的剧烈的社会运动，“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农民增强的组织能力，他们向农民提供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领导，中国革命者不是组织起自身去制造暴烈的群众起义，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创造出比他们敌人更强大的系统性的体制，农民从而不再是突发性地参与，而是持久地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运动”[2]。 　　米格代尔早年关于农民政治问题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对于其开始关注第三世界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以色列教书的亲身实践经历更使其反思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他在被占领土地上看到的一切，他此前关于农民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很好诠释以色列领土上政治实践的结果，这就形成了米格代尔开始着手写作《强社会与弱国家》的背景。米格代尔于1988年出版的《强社会与弱国家》反思了国家、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等概念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思考，挑战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方法，通过“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路径强调了国家和社会二者处于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并在发展中起到双向互动的作用，指出了社会结构对于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并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政治学界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问题的反思与研究。进而在2001年米格代尔在《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中归纳和提升了“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通过一个动态的、过程取向的研究方法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改变成为可能。在这两本书中，米格代尔力求通过结合比较政治学三大流派中基本被忽视的文化视角和更占主流地位的制度主义方法，将分析焦点从国家是一个孤立的独立组织转移到一种关于“社会中的??家”过程导向观念，发展了一种新的国家能力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主张，并展现了米格代尔在现代比较政治学视野中对国家观的思考。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篇就谈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3]，衡量社会科学成就的最高标准是对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有着实质性的认识和启示，比较政治不是单纯的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体分析，正如同杨光斌教授指出的那样，“人类追求某种政体，不是因为其形式好看，不是为了政体而政体，而是为了幸福生活”[4]。比较政治更应该追求比较历史分析，比较文化民情和不同的社会结构，从追逐“即时性的结果”转变为比较“历时性的进程”，这样才能形成中国比较政治学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应当说，对于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界而言，米格代尔关于“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新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研究模型，就如同他自己在中译版序言里面承认的那样，“弃用决定论色彩浓厚的分析路径，转向历史的、过程导向的研究路径，以分析社会发展的非决定性和不可预测的结果”[5]1，从而解释出国家形象上的普遍一致性和国家实践中的内在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外壳类似形式相同的国家却在治理实践中国家能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