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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等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社会资本不但可以作为一种资本使用，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改变社会结构、制度、文化以及习惯。在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资本、民众幸福感下降内在关联的基础上，社会资本为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社会资本可分为结构和认知两个维度。在结构层面，政府应促进商业城市转向关系城市，推进公民组织的建设；在认知层面，应引导合理消费，从全能政府转向社会重建，提高劳动者工作满意度和个人幸福感。 　　[关键词]社会资本；幸福感；可持续发展 　　当前，对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政策调节等方式，探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能源的消耗，注重保护环境以谋求经济上的可持续，却很少关注社会的有序程度、组织水平、理性认知等，特别是忽略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促进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进作用，以及个人关系跟社会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同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体，追求功利的最大化，却忽视了人作为社会集团中的一员能够形成利他、合作与互惠等非正式规范，这正是社会资本的缺失。 　　一、经济增长与幸福悖论 　　当前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在于无止境的消费主义和市场的增长狂热。增长内嵌于经济之中，而并非主观的、可选择的，全社会对增长“上瘾”了，即使这种增长对人类幸福感的增加极为有限。无休止的经济增长的实现，是以如下代价为前提的：我们的环境被破坏，我们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日益丧失，维系我们的社会关系模式日益衰落，等等。 　　幸福悖论 　　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确实“富”民，但“富”民未必就等于“福”民。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甚至不升反降。以近三十年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超过5亿人口成功地脱离了绝对贫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GDP保证了每年最低7%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间，获得高质量饮用水的农村居民比例从56%增加到了85%。然而，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却并未随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有下降的趋势。根据世界价值调查，1990―2000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从7.3下降至6.5，自认为“非常幸福”的居民比例从28%下降至 12%，而且无论是根据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态还是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各组居民的平均幸福感都呈现下降趋势。 　　这种幸福感不随经济发展而增进的现象，无疑对传统的收入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生存斗争”失去现实意义时，即达到临界收入之后，收入已不再是获得幸福的唯一手段，收入的功能由目的向手段转换和回归，即由“饱肚子经济”向“心理经济”转换，加上收入边际效用递减与收入的负外部性凸显，以致人们受收入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等需要递增，个人自我实现与带来收入的工作偏离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幸福悖论。 　　社会资本的下降 　　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的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感觉日益精细，经济上出现劳动分工，知识形成专业化，这些西方文明造成的现代现象迄今并未给西方带来可靠增长的幸福。近三十年来，美国经济也经历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但是这种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着幸福指数的下降，以及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疾病的蔓延。在这一时期，就社会资本层面来看，出现了一系列指标的不利变化，如交流困难、恐惧、孤独、不信任、家庭稳定和代际分离指数的上升，以及稳定、诚实、社会公民参与指数的下降。与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和印度。市场经济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狭隘的经济激励来理解，规范、社会制度、社会资本和信任也至关重要。这是一个社会必须具备的隐性社会契约，不能简单地被法律化或通过政府规定来落实。 　　事实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同时发生，几乎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导致社会资本下降的大多数因素都有助于经济的增长。欧洲和美国在1990―2000年间经济都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在调查中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社会资本在不同时间段各种指标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种社会资本的下降尤以美国、英国更为明显。学界对这种现象有多种理论解释，最常见的是认为收入的负外部性以及收入的公平性，同收入一起成为人们获得幸福的手段，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收入本身对幸福的影响更大。如公平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经济发展带来收入不公，对随之而来的社会资本的下降现象很有解释力，但从数据来看，只有三分之一的经济飞速发展并且社会资本下降的国家有明显的收入不公严重化趋向，那么，另外的样本又怎么解释呢？这里会涉及收入的可持续性，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很大。在经济发展给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