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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风吹过 　　深秋的洞庭烟波浩淼，白浪滔天。寒风肃杀之中，湖上甚是萧瑟，昔日舟来楫往，鸟翔鱼跃的热闹场景，早被这呼啸而过的风吹得不知去向。2300多年前，屈原放逐流落至此，本来就郁郁寡欢，见及洞庭悲秋，更是忧戚痛彻，当即便写下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绝句。 　　虽说屈原时岳阳楼还未兴建，但自屈原肇始，大凡深秋时节来到洞庭或登临岳阳楼的那些志士骚客，几乎没有一个心情是好的。李白登岳阳楼时觉得：“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老弱多病的杜甫登楼时已四处漂泊多年，故而，更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翌年，诗圣杜甫“乘风归去”，享年58岁。 　　宋庆历五年，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绝大多数权贵的利益，被罢夺“参知政事”这个副宰相的职务，贬逐到今河南邓县的邓州。第二年六月，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深感“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于是，函请林晟甫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与好友范仲淹。就这样，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1046年的阴历九月十五日这样一个暮秋时刻写就。不过，范仲淹压根就没有到过洞庭，因是江苏吴县人，自小聆听太湖涛声，所以，写起洞庭来也就驾轻就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等倒亦神似。 　　自古名胜古迹都有来历。据说，岳阳楼是以三国“鲁肃阅军楼”为基础，一代代沿袭发展而来。唐以前，其功能主要作用于军事上。唐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历代风流韵士争相游览观光、吟诗作赋之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出，更使无数文人墨客在此凭栏抒怀并记之于文，咏之于诗，形之于画，仿佛欲托物抒怀、感物咏志非登岳阳楼不可！ 　　当然，爬上岳阳楼的也绝非都是有识之士，像我这样的凡胎俗骨也大有人在。记忆中，我已有三五次爬上这座三层高的木楼了。而且，每每爬楼都是在萧萧秋风中，虽谨遵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训诫，但深处残秋，难免愁肠百结，郁郁乎，鲜有兴事；忧忧乎，难道情愁。不过，凡胎俗骨之愁绪何能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古仁人”相比？故而，我等那些自作多情的所谓感怀，不足为记。 　　准确地说，爬上岳阳楼，我看到的只有黄汤似的湖水，听到的只有呼啸而过的风。倘若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时也来临楼眺望，会不会写成另外一篇《岳阳楼记》？一个连洞庭都未去过的人，爬楼之事自然无从谈起。这样，他就可以把洞庭以及登岳阳楼之事想像得很美。再说，范仲淹也并不是要真写洞庭和岳阳楼的胜状，更多的，他是在借湖和楼来向那个“居庙堂之高”的人表白自己虽“处江湖之远”却仍忧之，以期改变自己长期遭贬的境况。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过，与前人相比，范氏的“览物之情”也并非“得无异乎”。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被后人奉为千古名句，但“先忧后乐”早就出现在孟子的《梁惠王下》里了，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很显然，孟子是寄希望那些“王”能够做到“先忧后乐”。可范仲淹却偏偏将孟子对“王”的寄托强加在他等“仁人”身上，真是一番苦情陈述，只可惜“居庙堂之高”的皇帝老儿却并不领情。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宋大中祥符八年他与滕子京同榜高中进士。宋天圣七年，4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其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宋景祐三年，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完全可以说，他虽“处江湖之远”但还在“忧其君”，可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大宋君主却并不忧他这个“民”。诚然，做过“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但就是像他这样的“民”，皇帝老儿也不爱忧，还何谈来忧如蚁蝼一类的“草民”？这也难怪，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几乎历来就是民心向君，可君心却并不怎么向民。这情形，就像爱情场上常见的单相思：“我爱他，但他却并不爱我。” 　　有文章说，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可谓苦心孤诣。《宋史》载，滕子京被贬岳州这个小地方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数万下落不明。范仲淹深知重修岳阳楼必将开销甚巨，担心有些人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