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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文学中猪八戒的角色功能 　　[摘要]近年女性小说频频触电，但女性小说中一些超越性别认知图式的突破在改编后基本上又回归到刻板的性别模式，女性小说中源于同一性别的真切体验被置换为大众化的男/女、看/被看的二元关系。作为最为喜闻乐见的大众传媒，影视对社会性别价值模式的建构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从小说到影视的改编中，女性话语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要从女性的视角道出更真切的女性意识，从而在唤起女性意识觉醒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女性小说；影视改编，变异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一些女性小说也大受青睐，频频触电，这对女性小说的传播与扩大影响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当我们从性别角度考察女作家的小说文本和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之间的不同时，我们会发现，基于创作者的性别意识的不同，女性小说文本中一些超越性别认知图式的突破在改编后基本上又回归到刻板的性别模式，这样，改编也就成了向大众化趋同的一条途径，女性作家在小说中反叛传统男权文化所做的一些努力，经过影视的改编及其传播变得极其淡薄甚至完全被抹去。 　　 　　一、从反叛到回归：叙述内容的偏移 　　 　　传统认知观念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和性格图式往往是男主女次，男强女弱；男性是强有力的，女性是顺从的；男性是理智的事业的，女性是情感的、家庭的。这些既定的认知图式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一种男权文化形成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值得置疑和颠覆的。而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对男女关系和形像塑造的重新虚构可以看作是对既定的性别图式进行颠覆的途径之一。女作家们利用身为女性的优势，对有关女性角色的自我体会、女性美与女性价值的自我追寻，女性在不平等两性关系中的痛苦与抗争，女性在爱情婚姻路上的遭际和误区等诸方面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说，在众多艺术领域中，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女性小说走在了前面。 　　池莉是近些年来频频“触电”的女作家之一。池莉的小说十分关注现代生活中的家庭与婚姻关系，她笔下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是那些受社会转型期影响最深的中年男女。正如她自己所言：“男人和女人们都是在寻求一个答案，要在这个世界上博得自己的位置后平起平坐。我的小说想提示的就是当下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探索。”池莉的《小姐你早》、《来来往往》等小说都是探讨女性在两性生活中的遭际和陷入误区的作品。男性往往被塑造成失败的、猥琐的、不可信赖甚至是被女性所打败的，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则同归到既定的图式，男人还是强大的、事业有成的、充满魅力的，是女人最终要寻找的归宿。《小姐你早》赞美了女性的团结互助和反抗精神，在这篇小说中，女性一改遭受屈辱而不能自拔的历史，揭开了对不合理现象进行反击并大获全胜的新篇章。同时作为一篇女性小说，它还探讨了诸多女性自身问题，故事中的三个女性互相帮助，最终成为新时代中的新女性，在她们身上寄托着作者对所有女性的理想和期望。但改编后的电视连续剧《超越情感》则是对原著彻头彻尾的改变。小说中女性对男性具有革命意义的反抗和报复不见了，女性最后还是回到了男性的身边，帮助潦倒的男人重新振作，女性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叛变成了女性对男性价值系统的归依，小说中女性主义的色彩荡然无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与女性的关系愈来愈受到关注。传媒的商业属性使其必然以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成见来求得大众的认同，媒介对规范角色的描述常常内化为受众的一种文化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性别意识和行为。当下社会依然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男权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男性中心价值观念通过悄无声息的方式影响、制约着传播活动，因此，在大众影视剧这一领域，男性话语权强劲，而女性表达相对处于边缘、沉寂状态，女性话语危机似乎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境下，女性注定要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即被消解、被琐碎化，或根本不被呈现。女性作家具有性别意识的创作里对一系列强制性的文化设定的突围在被改编中就这样被消解。 　　 　　二、看与被看：叙述视角的置换 　　 　　台湾女作家琦君的小说《橘子红了》最早于1987年6月刊于《联合文学》第32期，几年前由大陆两个青年男性郑重和王要编剧、李少红导演的同名电视剧《橘子红了》曾红遍大江南北。改编后不同性别视角下的女性人物书写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所包含的性别内涵，揭示了大众传媒中性别形像的刻板图式。通过聚焦的变化，改编使文本的表现对象发生置换：由女/男回归为男/女。 　　琦君小说借人物“我”，十六岁的秀娟，一个接受了一些新教育的女孩的眼光、感受、思考来获得一种接近“真实”的叙述效果。在“我”的眼里，秀芬和大妈是我最关心的对象，“我”既对大妈亲自为大伯纳妾不理解，又希望大伯能回到橘园；既同情苦命的秀芬要为一个与她父亲一般老的男人生孩子，又希望她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幸福。而大伯是个没有出场的幕后人物，虽然这个人物是操纵着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