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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石书派的理论与风格特色 　　清末民初以来书坛流派纷呈，其中著名的碑学大师、金石学家李瑞清在南京大学前身两江师范优级学堂任监督(校长)期间，不仅在高等学校最早创设艺术教育的“图画手工科”，而且还在学生中发现并培养了一批书法创作和金石研究的专门人才。辛亥革命后，他遁居上海以书法为业，潜心书学，开创了我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金石书派”。 　　 　　金石书派与清代“碑学”的关系 　　 　　清代“碑学”究其本源应为“北朝碑版楷法”。清乾隆、嘉庆年间出土的大量金石故物拓本，使得我国金石学不仅在古代文字书体的整理、考释和分类上成绩斐然，而且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不少人由考据进而用金石的笔法入书，从而拓展了“碑学”的含义，形成了后人泛称的“碑学”。“碑学”的崛起，开创了书学的新局面，改变了自唐代以来的“帖学”传统，并很快成为一股变革的文化思潮，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其影响至今不衰。 　　清代“碑学”的产生主要的原因是变革。从书学发展自身的角度来看，由于书法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依附于实用。特别是自开设科举考试之后，书法成为文人士大夫晋升一种工具。清代这种现象发展到极端，读书人都穷尽精力去追求书法的甜美方正，以取悦主考官，以至于成为一种僵化的“馆阁体”。毫无生气可言。人们渴望革新，试图创新。“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创造的“漆书”，郑板桥把真草隶篆四体合一所创造的“怒不同人”的书体等都是在艺术创新中探寻与“帖学”不同的审美风格。从社会发展来看，由于清中叶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虽然也有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试图拯救中国，但一场鸦片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大众痛恨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要求国家强盛成为普遍的强烈愿望，从而影响到书家审美观念从妩媚甜美向雄强浑朴美的转变。 　　最早举起“碑学”大旗的是在乾隆时历任山东、浙江学政，创办过广东学海堂的两广总督阮元。他的《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探索了北碑的历史源流、传承关系，指出北碑并不比南帖差，应该重视北碑的艺术价值。由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使得清代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北碑，导致了书法界的一场革命。 　　继阮元之后，清出现了一大批崇尚“碑学”的书法家，如包世臣、何绍基等，而推动“碑学”最为有力者则是戊戌变法代表人物康有为。他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变革未果之后，闭居北京南海会馆的汗漫舫心灰意冷之时，读尽了京师藏家的金石数千种，花了17天的时间写就了一本关于金石碑刻的研究专著――《广艺舟双楫》。该书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碑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尊碑”之说，极力推崇汉魏碑版，主张以雄浑刚健的碑学书风取代靡弱的帖学颓风。但是，康有为毕竟是政治家，书艺只是他向古人寻找变革论据时的副产品。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开宗明义地说：“盖天下也变之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他的这部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政治上的维新变法因素。据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论述：《广艺舟双楫》1891年刊印后，1898年、1900年两度被清政府列为禁书毁版。这是因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矛头直指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们的痛处。也因为政治的原因，其尊碑贬帖的书学主张立场过于激烈，也产生了一些矫杠过正的负面的影响。 　　而真正潜心于金石碑刻研究，并身体力行的是清末民初在学术界、教育界、书法界无人不知的李瑞清。李瑞清1905年至1911年任南京大学前身两江师范优级学堂监督(校长)，在书法上他虽然继承的是清中叶的碑学传统但他与康有为有很大的区别。 　　一、逐本求源的探索精神。 　　金石书派认为学书必须从篆书开始。李瑞清在《玉梅花庵论篆》中云：“学书不学篆，犹文不通诗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书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谓李期、李阳冰)，乃得佳耳。”在这里李瑞清所谓的“篆书”并不是如唐张怀罐、孙过庭，以及明清书家所以为的“篆籀气”，而是以独到的眼光提出学隶书、篆书要“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思想，扭转了传统及清代书家写篆的风气。这是李瑞清对中国书法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虽然李瑞清当时提出这个论点与他作为古文经学家有相当的关系，但金文作为规范的中国汉字源头实乃如《诗经》是中国文学之源头一样是首先必读的课本，在李瑞清看来，钟鼎彝铭的金文是一种原始的篆书，处于还没有从更古的书体中真正脱胎的混沌状态之中，字体和造型是处在发展变化的转折期，尚未成熟，也没有严格的、固定的、统一的准则，充满了真情实感与探索的精神。这就如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虽然粗糙，但发展前途很广，可供吸收利用的成分很多。学习这种作品，个人的想像力和艺术的造型能力很容易被激发起来，在其不完善的地方植根发展，最后借助它的形式，完善自我风格。篆书如此，隶书也如此。李瑞清要求学隶者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