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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毓祺数十年护国宝 　　走进山西省博物馆青铜器展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让游客流连忘返，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物有很多是40多年前从太原铜厂即将回炉的废料堆里拣出来的，而让这些国宝起死回生的人就是雷毓祺老人。 　　雷毓祺先生退休前是太原铜业公刊的副经理，长期主管企业生产。太原铜业公司是1958年建厂的老企业，原名太原冶炼厂，以铜冶炼及铜加工为主，每年都要从全国各地购进大量的废铜。1964年，雷毓祺担任厂里的生产总调度。有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上海《新民晚报》刊登的一则“上海冶炼厂炉前拣选文物”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难道自己公司冶炼的废铜中就没有文物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开始在原料库的废铜中搜寻。一天，他从铜料中拣到一件小铜“铲”，器形不大，形制却很特别。他觉得很奇怪，但又不知是什么东西，就搁到办公室抽屉里。过了不久，山西省博物馆的吴连城来铜厂办事，老雷拿出这件东西让他看，吴看后惊奇地说，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货币――原始币，属国家一级文物。后来吴连城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山西省拣选到珍贵文物――西周铲币》，对老雷震动非常大。这么珍贵的文物，险些被扔进炉内熔为铜水，这证实了废铜中确实有文物，而且坚定了雷毓祺拣选文物的信心。 　　拣选文物，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文物知识。老雷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与生产打交道，对文物一窍不通，对历史知识也知之甚少，可一想到文物随时都有被毁掉的可能，强烈的责任心促使他下决心学习。为此，他订阅了《文物》《考古》等杂志，购买了一些文物方面的书籍，并经常向文物界的专家请教，就这样，他慢慢入了门。 　　“文革”开始后，文物遭到了很大破坏，送进铜厂冶炼的废铜中，混杂的文物也多了起来。为了加强拣选工作，他组织成立了拣选文物小组，当时他任副厂长兼拣选小组组长，组员有七八个人，厂里每次拉来铜料，大家就一袋袋倒出来，开始拣选。无论盛夏还是严冬，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只要有铜包进厂，他们就会出现在现场，像沙里淘金一样，从大量的废铜中细心地拣选着，不放过蛛丝马迹。有时为了寻找可能存在的文物，往往要翻拣几十个麻包，甚至几遍地筛选。倒包时料厂尘土飞扬，并夹杂着铜臭，呛眼刺鼻，手碰破了，胳膊划伤了，没有人叫苦叫累。 　　对此，一些人不理解，私下议论：拣这些破玩意，又脏又累，图个啥?雷厂长多管闲事，拣文物又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可以不管。还有人怀疑老雷的行为是为名利，甚至有好事者告了他的状，有关部门还对他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面对种种误解和责难，老雷心里特别委屈和痛苦。他和拣选文物小组的同志耐心地宣传，给大家讲解拣选文物的重要性，逐步使大家认识到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物质见证，保护文物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还经常讲，我们不图名、不图利，就是图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些宝贵的文物瑰宝，让后代认识，研究中国的历史，如果文物在我们手中流失、毁掉，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就是凭着这种执著精神，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计报酬，不讲条件，默默无闻地恪守着神圣的职责。“文革”期间虽然文物部门一度停止了工作，但他们仍坚持文物的拣选，将拣选出的文物由专人负责保管，直至1 972年文物部门恢复工作后，他们一次就向文物部门选交文物500余件，从铜厂拉文物的卡车装了满满一车。 　　数十年来，经他们手的废铜有数十万吨，从中拣选的文物有大到高达2米的铜佛像，小到直径几厘米的钱币、铜箭头等，总重量达50余吨。其中商代速父戊提梁卣、西周始布、秦吕不韦少府戈、战国土匀?C、汉常方半椭量5件为国家一级文物。拣选的二级文物有鼎、簋、爵、壶、豆、戈、剑、戟、带钩、铜镜、铜炉、灯、鎏金造像、铜印章等共200余件，三级文物多达3000余件，全部上交给山西省博物馆、太原晋祠博物馆、太原市双塔寺文物管理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佛教协会、五台山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其中，捐献给山西省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就有3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5件，古钱币30余吨。这些文物上起商周、下至明清，绵延3000余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1985年，山西省博物馆曾举办拣选文物展，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从此雷毓祺成了拣选文物的名人。当年，他将国家奖励的4000元钱全部捐献给了公司幼儿园，还将奖励给他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厂里职工宿舍让他们看。他先后获得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博物馆颁发的保护文物先进个人证书，多次受到表彰。在1987年召开的山西省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会上，太原铜业公司被评为“保护文物先进集体”，他本人也获得了“保护文物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1991年12月，山西省博物馆又向他颁发了写有“捐献珍贵文物弘扬民族文化”的证书。山西省博物馆馆长李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不仅保护了我们国家的珍贵文物，而且也丰富了我们馆的馆藏，他的这种热爱文物、保护祖国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