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前四任“校长”的遗墨.docVIP

京师大学堂前四任“校长”的遗墨 　　1983年春节，我和我的夫人汤蕉媛有幸得到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先生为我们书写的两幅墨宝。由此我们萌发了将百年北大著名学者的墨迹有系统地汇集起来的想法。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辛搜集整理，由我主编的《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于2003年5月面世。此集选编了近百年来203位北大著名学者的墨迹，其中有9位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总监督的翰墨收编入册。这里展示给藏友的四幅墨宝，为前四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所书。拂去岁月的风尘，我们能够从中体味到的或许不只是有关北大的故事。 　　 　　 　　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行楷七言联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不但是中国近代中央政府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而且具有统领全国各级学堂的行政职能，因而其“校长”被称作管学大臣，统管全国学务。到了第四任“校长”时，上述行政职能被取消，“校长”专门管理大学堂，从此改称为“大学堂总监督”。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此后其最高领导称作北京大学校长。 　　“与可自有竹外竹，少文不游山间山”，是孙氏退休前夕所书。不敢说是其绝笔，但确信是其一生禅悟。与可为北宋人文同（1018－1079年）之字，世称“石室先生”，善诗文、工书画，尤善墨竹。少文为南朝宋人宗炳（375－443年）之字，精于玄理，善琴书、图画。西涉荆巫，南登衡岳，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壁，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而孙氏，史传其秉性“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居官显贵，却常“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与所喜欢的两位艺术家颇有些相通之处。 　　孙家鼐，字燮臣，1827年出生于安徽寿县，咸丰九年已未科状元。殿试后，咸丰召见前十名进士，命以清王朝的兴盛为内容各撰一联。孙氏略加思索便得之：“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物阜，雍和其体，乾健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绍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既歌颂了清王朝的“宏伟功业”，又把咸丰之前历代清帝的年号都嵌入联中，极为工整巧妙，令皇帝击节称赏。孙氏状元及第后，在清廷为官长达五十年之久，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和内阁大学士等职，曾与尚书翁同??同任光绪帝师傅。 　　1898年7月4日，光绪皇帝专门下诏，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由于孙氏的努力，当年夏天入试京师大学堂的人数超过七百人。可惜的是，时隔不久，西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罢新法，悉复旧制。虽然西太后独对大学堂网开一面，但在1898年冬天正式开学时，人数已经锐减到一百多人。孙氏办学困难重重，加之对囚禁光绪极为不满，1899年夏，“因病予假”，越半年，愤然辞职。 　　 　　1900年八国联国入侵北京，孙氏等人护驾慈禧、光绪逃往西安。1902年初，清廷返京，孙氏拜体仁阁及东阁、文渊阁等诸多大学士，任学务和政务大臣。1908年，孙氏中举六十周年，被赏官太子太傅。1909年初，因病乞休，不久即卒。 　　 　　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的行楷七言联（图二） 　　“评花到处收诗料，品竹随人入画禅。” 　　评花、评竹要出神入化，这又是一种文人的追求和境界。许景澄，字竹瀛，1845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同治进士。1884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兼比国使务。1890年，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氏熟谙外交和国际法，畅晓洋务，1898年以工部左侍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氏知识渊博，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被孙家鼐聘为大学堂中学总教习。1900年春，孙氏病退，许氏接任管学大臣。义和团爱国运动兴起，慈禧利用义和团围攻洋人，对外宣战；而在清廷召开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御前会议上，许氏及太常寺卿袁昶、太常少卿张亨嘉等却反对对外宣战，并吁请保护外国使馆，力言杀使臣、攻使馆违背国际公法，不可肆意妄为。因忤逆载漪、慈禧，许袁二公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等罪名，于7月28日同时被诛于菜市口。而同在御前会上进言的张亨嘉虽陈述的内容与许袁二公毫无二致，却因一口闽音无人能懂而幸免于难。幸亏福建官话救了张公一命，否则，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的人选只能他人而非张公，北京大学的历届校长史就得改写。 　　许公被诛，其亲朋也遭牵连，故其遗墨存世极少。1995年我赴香港讲学，闲暇时去逛荷里活道古玩街，在一个地摊上翻看一堆旧字画时，发现一幅破旧的七言联，打开一看，顿时眼睛一亮，下联落款处“竹瀛许景澄”五个字让我喜出望外。为讨个廉价，我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漫不经心地拿起对联问摊主索要多少，得到的回答是：“先生，给钱就拿走！”我掏出一张面值五百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