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docVIP

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摘 要］ 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涉及母亲、妻子、“第三者”三类，母亲形象始终如一，即站在男性的立场运用男权话语规训儿媳；妻子形象因“祛魅”而经历了由叙事中心向边缘的游移；“第三者”的形象既有邪恶的潘多拉也有纯洁无辜的灰姑娘；叙事中女性的角色在变，不变的是女性从属的映衬的非主体的地位，男性始终掌握着话语权。 　　［关键词］ 性别意识形态； 建构； 规训； 叙事 　　 　　在“后革命”的今天，以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伦理剧成为电视剧中异军突起的一支力量。其中的女性形象建构也就成为当下时代性别叙事的典型样本。生理性别是先天的，社会性别则是后天生成的，或者说在文化中不断建构起来的。不同的文化建构不同的性别角色，每一个时代都有最为流行的性别叙述，在此对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从而透视当代影视文化中的性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评“不仅关心文本的内容：它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而且关心其形式：如何讲述”［1］，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角色塑造背后的叙事立场。 　　矛盾冲突是影视作品的戏剧性得以生成的基础，也是吸引观众的关键性因素，根据矛盾建构的差异可以将家庭伦理剧分为两类：婆媳矛盾型、婚外恋型。其中涉及三种女性角色即母亲、妻子以及婚外的情人。 　　一、为子辩护的母亲：女人总是为难女人 　　在以婆媳矛盾为叙事核心的家庭伦理剧中，站在男性立场上规训女性的母亲形象频频出现，故事中矛盾主要发生在母亲与儿媳之间。以《我们俩的婚姻》为例，一向严肃的秦母看不惯儿媳为人处世的风格，认为她对丈夫不够尊重，嫌弃她不生孩子；来自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的夏小宁对这个不苟言笑的婆婆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从夫妻俩的新婚之夜延续到劳燕分飞。两个女人围绕着一个男人展开争夺战，母亲要得到儿子的支持，妻子要赢得丈夫的爱。一场婆说婆有理、妻说妻有理的战争支撑起了整个故事。电视剧《双面胶》采用了同样的人物塑造模式，片名“双面胶”隐喻夹在婆媳之间的男性主人公身处的尴尬境地，但处境凄惨的还是漩涡中的女性，婆媳从言语不和发展到肢体冲突，直至矛盾白热化。备受关注的电视剧《金婚》讲述一段长达50年的婚姻故事，其中很大的篇幅是由婆媳矛盾支撑起来的。佟母与儿媳在家庭琐事上分歧重重，于是一次次唇枪舌战。 　　饶有趣味的是在上述作品中，女性并不是作为一个与男性主人公对等的独立的人来塑造的，她永远是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种身份，一位慈爱的母亲或是充当贤良的妻子。尤其是剧中的母亲，她们无名无姓甚至无夫，只有一个身份式的名字：秦母、佟母、亚平妈。母亲总是站在男性的立场训斥儿媳：女人就应该对男人恭顺，就应该专注于家庭、从属于男人，不然就不是女人。身为女性的母亲却发出了男性的声音，同时，男性主人公始终处于审判者/法官的位置，不论是母亲还是妻子，她们的罪与罚、错与对都要通过向他倾诉、举证以求得评判。这明显是一种充满男权意识的规训语言，是站在男性立场上以男性的快慰为基点进行的言说。这里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母亲是一种非主体式的存在，女性的天空与家庭等同，她被限定在这个狭小的家庭圈子里，等待着男性的裁决与认可。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是带有强烈的男权色彩的。 　　二、不断“祛魅”的妻子：从中心到边缘 　　在以夫妻情感矛盾为叙事核心的家庭伦理剧中，母亲退隐，“小三”登场，故事的根基由婆媳矛盾转向了妻子与第三者围绕男性主人公展开的战争。于是出现了两类相对应的女性角色：妻子、情人。正如张爱玲在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描述的，一个是忠诚的妻子，一个是热烈的情妇，这两种角色表达的无疑是亘古不变的男性视野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妻子形象的变迁或者说妻子角色的处境变化是耐人寻味的。从最初被颂扬的“慧芳”式的贤妻良母，到当下逐渐被边缘化的邋里邋遢失去魅力的中年女性形象的妻子，这期间变化的与其说是妻子的形象不如说是为妻者在隐形叙事者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变迁，妻子仍是属于家庭的，一个为家为丈夫为孩子活着的没有自我的女人。 　　20世纪90年代轰动一时的家庭伦理剧《渴望》塑造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典型――刘慧芳。她的身上凝聚了几乎所有一个为人妻者应具备的品质：善良、美丽、隐忍、顺从、富有母性、勇于牺牲、乐于奉献，以家庭为重心。这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一个时代的道德英雄。整个90年代中期，这种带有“苦情戏”意味的家庭伦理剧成为荧屏主流，《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作品都热衷于塑造贤良的妻子形象，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下岗失业、物价飞涨、贫富悬殊等种种危机的考验，温柔贤良的“妻子/母亲再一次成为抚慰大众焦虑的‘精神家园’”［2］。 　　世易时移，90年代中后期，“慧芳式”贤淑的妻子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在婚外恋题材的家庭伦理剧中，妻子的形象逐渐变得负面：她们大多囿于家庭，脱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