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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影分级法制化的思考 　　[摘 要] 实行电影分级制度,不仅是电影法制化管理的需要,对中国电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日趋紧迫。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依法治国”框架内,使电影分级制度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去。本文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以及运作的建议,期望对中国即将出台的电影促进法以及电影体制改革有所借鉴。 　　[关键词] 电影分级;法制化;思考 　　 　　电影分级制度,不仅是电影法制化管理的需要,对中国电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日趋紧迫。目前,电影分级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实行电影分级制度。 　　在中国实行电影分级制已经非常紧迫。它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的尊重及对观众多样性的认可,也是观众和创作者保障权利的需要,实际上由审查向分级的过渡,是民主与法治以及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依法治国”框架内,使电影分级制度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去。对于电影分级制应在以下方面加以规范。 　　一、标准应该尽量明确具体 　　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严密性和可操作性,明确、具体的标准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管理过程中的人为因素。[1]17西方法规的先进性在于极其细致的量化标准,有利于所有人能理解和明白底线是什么,这就加强了创作人员在创作过程中对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分级的标准有特别细致的划分,如达到什么程度就属于少儿不宜,怎样的裸露算是在艺术范围内,怎样又是超于其外,怎样的表现算是血腥,伤口充满整个画面的二分之一是什么情况,四分之一是什么情况都有明确的标准。好莱坞的导演在执导性爱场面时是心中有数的,他们清楚可以拍摄到身体什么部位,哪些部位可以被看到,哪些部位不能被看到,因为有明确的规则为他们提供底线,因此,他们能在底线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创作自由。日本也对演员服装的裸露程度予以明确的规定。其标准一目了然,可操作性强,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而如今,中国导演在拍摄这些场面时,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则可参考,心中是非常忐忑的,他们不知道哪些镜头能拍,哪些镜头不能拍,什么样的镜头可能被通过,什么样的镜头会被枪毙。这样使电影的生产与投资不只承担了经济风险,也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不利于多渠道地引进电影资金。 　　二、加强电影创作人员的权利保障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内容,二者互为条件而存在。[2]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还不完善,存在许多权利和义务相分离或重义务而轻权利的现象。现行《电影管理条例》,全篇共六十八条,却没有一条提到权利。民主社会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若离开了对相对人权利的辨认、保障和尊重,就会形成权力的滥用。另外,权利不应只停留在口号和宣言阶段,没有保障的权利就形同虚设。宪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①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新的《电影促进法》中应将其予以确定。 　　三、政府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参与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行为规范、公正透明、清正廉洁、勤政高效的政府,建设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行政公开制度是指公共部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一律公开。即必须将公共部门的公共权力的运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相关的情报资料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过程与结果向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知悉。[3]把公共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置于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之下,从而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运行。正如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所说:“如果公众没有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受管理,我们怎么能够管理自己呢?在当前群众时代的社会中,当政府在很多方面影响每个人的时候,保障人民了解政府活动的权利,比任何其他时代更为重要。”[4] 　　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因缺乏公开性,使其蒙上了神秘色彩,也多了许多人治的色彩,电影审查人员的个人好恶对于一部电影如何删减及是否通过有很大的影响。限制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最好方法是保障公众参与。事实上,电影的行政审查不仅涉及电影创作者的权利,也涉及观众的观影自由与文化权利。为达到保护青少年的需要,而不应只靠几个审查人员的主观臆想去决定一部电影是否列入限制级别以及通过与否。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与公众参与,是保障电影分级公正有效的最有力手段。 　　四、建立救济制度,保障正当程序 　　当今时代,程序法的价值已受到法学家和政治家的充分肯定,他们认为程序是法的内在的生命。实体法规定权利和义务,而程序法则是保障这些权利和义务实现的基本规则。只规定法律实体权利,而缺少程序保障,那么立法赋予再多的法律实体权利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