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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骧云及其手稿 　　在古籍的不同版本中，由于稿本往往载有刻本未有的内容，记录了作者最初的创作心路，所以稿本的地位为其他版本所不可比拟。同一种书，人们对稿本的青睐大大高于刻本。尤其是作者手稿，因其在真实准确反映作者思想这一关键问题上，绝非其他代笔誊写的手稿所能企及，加之作为不同领域不同时代历史名人之手泽，它们具有一定艺术和文物价值，更是被人们视为版本中之拱璧。 　　 　　古籍刻本(或一书之不同版本)的数量成百甚至上千，而作者手稿产生时便具有唯一性，加之又经岁月磨砺，故存世至今的手稿十分稀少。就比例而言，现有刻本古籍中怕是千部中能有几部尚存其对应手稿就算不错了。一偶然机会笔者曾发现了几页署有“萧山高骧云著”的手抄文稿，经考证可确定为晚清学者高骧云的手稿。在考辨过程中，我们对这位无甚名声的历史人物有了深入了解，觉得无论从历史或学术角度都应对其给予更多重视。 　　 　　高骧云，字逸飘，号鉴湖逸客。绍兴萧山人。嘉庆元年(1796年)生，成丰十年(1860年)春尚在世(但自叙该时已“卧病房山寓庐”)。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历职密云、蓟州、保定、怀柔、房山等地知县，客死房山。可谓为官半生，始于七品衔，终于芝麻官。但位卑却能尽职，居官间始终体恤下情，勤廉为民，教化愚昧，导以开明。如成丰四年春高氏到任保定，是时该县南北洼地皆因去秋堤溃而淹于水中，民生困苦。为修复堤坝，高氏上书府台力劝相临各邑一同开工，以利救灾，并就关键的工费之难承诺：“卑职捐给饭食劝令合力助工”(见高骧云《可也简庐笔记》)。又如咸丰七年房山蝗灾甚剧，高氏“日夜督捕，露宿风餐，忧形于色”，为筹抗灾之款又“出千金为费，数年之宦囊尽，不惜也”。因此高氏得到了黎民百姓的拥戴并在离职后“邑人思之不置”。但作为权篆一县的知县，高骧云本人却生活困顿，了无积财，以致病死房山后“贫至不能葬”(以上均见民国《房山县志》)。应当说在官场之风极为腐败的清末，高氏乃为数不多的勤廉之吏。 　　 　　更为难得的是高氏还是一位好学不倦、著述颇丰的学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著有《仰止编》三卷，利用是时所及之史料及历法对孔孟等圣人生卒一一考订。对此，曾直南书房的内阁大学士许乃普评道：“各家于圣人生卒言人人殊……得兹编订定足析千古之疑矣。”道光二十六年高氏著有《说性》一卷，对朱子“天理…人性”之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评价。道光二十九年著有《杂著》一卷，其内容为笔记性质的所见所闻、读书感想等。咸丰四年(1854年)著有《可也简庐笔记》一卷，其内容似高氏为多年失修的保定县志所纂写的有关地理、水利等文章，可能是由于其任职时间太短，亦或是人力财力所限，该县志未能成书面世。成丰六年著有《孟子外书》四卷及《养恬斋笔记》一卷，前者为对湮没多年之《孟子外编》进行的编校考订，后者为履职房山时的见闻及工作随笔。成丰九年则著有《津河客集》一卷，内容似为记录与直隶北部相关的先贤名儒、名臣、循吏之事迹等。以上各编皆收于《漱琴室全集》，该集为时述堂刊刻，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此外高氏还有未经刊刻的稿本存世，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漆园糟》(又名《庄子心解》)即是其门人倪世颖代为誊写，高氏于多处署名夹签批注并在封面注有“不必付梓”字样的稿本。扉页上许乃普题：《庄子》注莫古于晋之向郭，莫详于明之焦，鉴湖逸客此编则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真有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之妙，又是一种笔墨。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除上所述外，现藏于浙江图书馆的《鉴湖逸客吟稿》则是高氏另一由门人代抄之稿本。无怪《津河客集》之作跋者盛赞高氏：“筮仕十年仍是读书本色，居恒手不释卷，其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无不兼。” 　　对于文稿与高骧云及其著作关系的考证，笔者采用了“字证”的方式。一来此方式是稿本鉴定诸方法中最简单却又最可靠的，二来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有可靠的高氏手迹以资对比。经核对《漆园糟》中高氏之手泽，笔者很快得到了确定答案。如图2中A为待考文稿，B为高氏笔迹。对比二者“皆”字和“有”字，无论构架还是用笔皆如出一辙，二者出自一人之手毫无问题；又如图3A与B中“人”“稍”“出”，图4A与B中“近”“同”亦是如此。从书法的整体气韵上对比之，两本也完全一致，故图1之文稿为高氏手迹无疑。 　　 　　至于此手稿是否属已发表稿，经核对，待考文稿与《津河客集》中“张君游堪”一节之内容完全一致(图5)，连手稿中插补的文字(见图4“近”字下方)也体现于刻本中，唯一差异仅是题目由手稿“书张渔阳传后”改为刻本“张君游堪”，这显然是在刊刻时为求与其他章节题目形式一致所致(并列章节的题目皆为人名)。至此可定所论文稿为刻本《津河客集》的原始作者手稿之一。该稿孑身存留至今实属不易。 　　作为佐证，该手稿所用的“文美监制”“腾蛟起凤”铭红栏稿纸也与《漆园糟》第二册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