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国女权主义.docVIP

尴尬的中国女权主义 　　随着春节的脚步，贺岁片蜂拥而至，2008年的国产贺岁片果实丰硕。国内著名导演执导的如陈凯歌《梅兰芳》、冯小刚《非诚匆扰》等有强大宣传攻势的电影也已经悉数登场。各个电影制片厂为了票房都想抢占先机，于是乎由马俪文执导，葛优，段奕宏等十多位红星主演的影片《桃花运》11月20日正式在全国上映。由于对导演原来片子的喜爱，对为数不多的女导演的女性的主体性别身份的关注，笔者对这部女性导演的首部重要商业贺岁电影还是颇为期待，于是上映当天就抽空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对于马俪文来说，贺岁喜剧是一个尴尬的领域，在她之前的作品《我叫刘跃进》等就已经流露了她对电影的定位和侧重点，这样的都市爱情喜剧，显然并不是马俪文的强项。而且贺岁片的大基调以及“调侃近几年国产大片”的影片热点，注定剧本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适度的夸张和荒诞，甚至要有抱着游戏人生的心理。因此笔者是在比较期待和担心的状态中看完这部电影的。《桃花运》的故事是由五个完全不同女人的爱情展开，一言以蔽之，是一出老中青三代“剩女”拼命把自己嫁出去引出的悲喜剧。导演以戏谑嘲讽的方式来对所谓的大龄“剩女”生活百态进行一翻剖析。在拍摄手法上导演通过五条线索来进行，但是故事的架构的确有些混乱，虎头蛇尾，这五条线铺到最后真的有些收不回来的感觉，结局相当仓促，让人觉得这电影的时间要到了，该结尾了，但这种结尾并不是顺理成章，或水到渠成的结局。同时，在看《桃花运》有时我真的能感受到导演想说什么，想告诉我们什么，但遗憾的是在看的时候只有笑，想不起更多术语。 　　贺岁片的主要功能似乎就是引人发笑，作为女性导演执导的爱情片会有其独特的视角。因此喜剧因素是电影的一大卖点，电影是以喜剧加上国内颇有观众缘的演员来吸引观众的眼球，票房是导演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除此之外似乎导演还想表达点什么，揭示点什么。至少在和许多朋友聊天的时候，虽然对该片褒贬不一，但似乎都比较赞同的是，导演想最直白地反映都市“剩女”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都市“剩女”一直引起相关人员和大众的关注，但是从社会学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因此作为女性导演通过影响较大传媒对此社会现状进行反思，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影响，但是从电影的拍摄手法或者电影的结局来看，导演的意图是否实现还是一个较大问题。另外本文关注的并不是这类社会问题的解码，看电影直观感觉和思考之后，发现电影和近年来颇为热门的女权主义尤其相关，女性的爱情电影，女性的独特视觉，主角女性，反观整部电影，男性似乎是配角了，似乎导演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女权主义的特征，即女性在电影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整部电影观看下来，虽然是从女性的视角陈述女性的爱情，但从电影的实效来看(各个女性尤其是年纪大的女性在爱情中都是处于被支配地位，都是处于弱势群体一方，她们的爱情都是带点诙谐的悲哀)，导演是不折不扣的以男权中心来描述女性的爱情的，骨子里女性导演是反女权的。 　　女权主义(Feminism)，源自西方，女权主义一词，从理论可以追溯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从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人而进入中国的，起初主要是妇女解放运动，民国时期破除封建礼教，维护妇女的生存权，提高女性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制度上维护女性权益，促进女权运动健康发展，废除妓女、童养媳、买卖妇女等丑恶现象，推进男女平等，对于推动妇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优化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女权意识。因此，女权主义的理论的表达和诉求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女权主义诉求层次的提升，而女权主义诉求层次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妇女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向着男女平等的社会发展。 　　不论在中西方，女权主义所以引起争论是很多的。在中国作为中国女权主义代表人之一的李银河，每一个观念、每一篇文章都会引起较大争论，当然这些争论多数都是缺乏理性的。把女权主义用正确与否观点来讨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当然要理清女权主义那是学者的事情，女权主义又有各种流派，表面上复杂纷繁，其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思想差别还是很多，但如果从简单的角度来看女权主义，理论上讲，女权主义的基本目标确实应该是男女平等，在家庭、社会、情感、劳动、就业、政治、文化等方面，就是应该倡导平等、和谐、尊重、宽容。女权主义是不咬人的，女权主义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力求众生平等。女权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女权主义要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女性自觉意识的唤醒，女性教育问题、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等问题。但最为重要的是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令人惊奇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非但没有朝前的趋向，相反有明显后退的趋向，女权主义在中国所引起的争论还是非常巨大的。一些女权主义的某个观念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女权主义与中国特定的文化相遇和碰撞。产生了某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