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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人物简析 　　[摘要]《阿甘正传》以其几乎包容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生活背景上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而赋予自身一种美国社会生活的神话原型意义。阿甘非智慧化形象体现了美国性格的回归，价值更体现在他的逆境中的执著。珍妮则是非理性化形象，其追求历程也是痛苦的。该片以阐释命运般的悲喜剧形式向人们展示了美国一代人在炼狱般的当代生活中的迷惘、挣扎、痛苦与向往。 　　[关键词]《阿甘正传》；美国性格；移民 　　 　　一、阿甘：非智慧化形象体现了美国性格的回归 　　 　　阿甘似乎生来就是一个低智商的孩子，一个被同龄孩子欺负的弱智儿，就连对人很少有偏见的珍妮第一次见面时也问他是否有些迟钝。但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因为阿甘的迟钝实际上是一种初入新环境的拘谨和笨拙，正像剽悍矫捷的西部牛仔在优雅做作的新英格兰社交场上所显示的笨拙一样。事实上阿甘一旦奔跑起来便立刻显示了自身的价值：他立刻使那帮欺负他的城里孩子感到沮丧，并且他的奔跑速度使他成了大学里著名的橄榄球星，还受到总统的亲自接见。但阿甘为什么与环境苦苦不谐呢?从影片所展示的内容来看，阿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他按照母亲的嘱咐，对搭乘陌生人的汽车持怀疑态度；他按男孩子的天性同珍妮作亲密的朋友――但是环境却不再是从前的环境。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着移民之间相互宽容的传统，但阿甘所面临的环境已不再是一个宽容的环境，因为社会就像他第一次登上的学校交通车，人人都恶意地对他说“座位已占”，并且直到他长成一个青年，他都无端地遭受着排挤和欺侮。这暗示着美国已失去了它传统的宽容，而在这种情形下仍旧老老实实地按传统观念我行我素的阿甘只能被视作低能儿。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阿甘的“低能”恰恰说明一个非理性的时代所造成的个人良知的困惑，这种困惑或曰迷惘正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生活主题的延伸：在国际生活中，美国青年曾自信是在参加“结束人类战争的最后一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在不久后便被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随后不断被派往朝鲜和越南；在国内，他们曾自信自助天助，却无情地被投入到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忍受失业与贫困的折磨。诸如此类的不断挫折使人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于是只能自认是跟不上形势的笨拙者。 　　但阿甘的“低能”的确使他排除了世俗的谬见而保持了一个基本的人类良知：他没有华莱士州长的种族偏见，他认为黑人同白人一起上学没有什么不妥；他也没有丹中尉的病态的勇敢，尽管他在抢救同排弟兄时真正是无所畏惧；他真正是一个男子汉，敢于在任何时候对欺负珍妮的人大打出手；他重义轻财，爱情执著，他对自己顶头上司丹中尉的训斥嘲讽毫不介意，对三次获得的总统召见的殊荣视之如儿戏。这种种堂?吉珂德式的行为方式背后便是一个正直、高尚、纯粹的人的形象。 　　阿甘形象的价值更体现在他的逆境中的执著，一种近乎愚蠢的执著。阿甘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没有并且好像他也不需要一个明智的见解，他不理解别人对他的轻蔑，不理解成年后的珍妮为什么看不上他，甚至也不去想新兵营的教官何以有权利对他那般侮辱训斥。但他确有一种他自己对自身遭遇的理解，并且他也正是凭着这种近乎愚蠢的理解使自己不断获得成功。阿甘有一句老话来对付别人谈论他的愚蠢：“Stupid as stupid does，sir.”这句话较准确的译法应是“笨人有笨人的行为方式”。这话初听来像是阿甘的自卑和自谦，细想来竟有一番常人不及的智慧因素。试想，如果笨人隐藏着自己的笨拙而作出聪明人的样子，那只会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大臣一样做出真正的蠢事；而辩证地看，承认自己笨拙的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正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见解：只有神才是全知全能的，与神相比，人只能是笨人。从文化背景来看，阿甘的笨拙与执著正是美国民族性格的象征。美国初期的形象并不是一个聪明潇洒的城市小伙儿，而是个被代表文明世界的大英帝国视作乡巴佬的杨基?杜德尔。但美国的先民并不以此为耻，反而以美国独特的幽默方式把这首嘲笑美国乡巴佬的歌变成了美国的第二国歌，并在这种幽默愉快的情调中使美国走进了现代，成了世界强国。只是美国的政客们也像《阿甘正传》中向阿甘投石头的城市痞子，认为自己已从乡巴佬摇身一变为帅哥，在国际国内生活中到处插手，结果导致了一代美国青年的精神反叛。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甘正传》的问世标志着美国民族对自己民族精神的反思。 　　 　　二、珍妮：非理性化形象及其追求的痛苦历程 　　 　　珍妮代表美国民族的现代精神。珍妮从价值体系全然崩溃的父辈那里全部继承的只有痛苦伤害的记忆，所以她的精神世界里最强烈的倾向就是对传统的反叛。影片中珍妮的祈祷可看作是她这种反叛意识的象征，她在父亲的怒喝声中同阿甘一起逃到庄稼地里，跪下祈祷上苍把她变成一只小鸟，飞向遥远的地方。这象征着她一生都在逃避，逃避着邪恶也逃避着爱情，逃避着死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