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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愉悦与阐释的焦虑 　　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电影或电视剧的现象早已有之。依据名著本身的影响力，利用现代影视手段，赋以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审美品味的改编行为，对加快名著的流传和增强影视的内涵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大众文化把高雅文学逼向了边缘地带，如今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现象日益蔓延，人们在精神领域的浅层次需求逐步增加，影视艺术这个最符合当下人们审美心态的传播形式也不得不“媚俗”起来，精英文化和大众趣味之间便出现了附雅又媚俗的中间地带，即影视对文学名著改编。将文学名著进行现代化阐释对扭转大众文化浅薄化无疑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途径，文学名著可以借助影视扩大自己的受众，影视亦可借助对文学名著的多种改编途径来实现自身的艺术追求。然而，文学名著如何改编，如何做现代性阐释、如何“忠实”、如何“突破”等问题是影视工作者们在轻易攫取名著的“喜悦”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外，文学名著作为精英文化的先驱有其特有的历史定位和人文关照，如何在打破精英、消解深度的喧嚣中既能迎合当下大众文化的审美情趣又能延承文学名著的精神和内涵，使影视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向互动、彼此消融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影视界和文学界必须面对的。 　　 　　一、改编方式及相应问题与策略 　　 　　其实，电影诞生不久就出现了改编名著的现象和种种问题。文学的模糊性和深刻性与影视的直接性和具像性一直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一些改编的影视作品既能弥补文学的叙事不足又能适时引发深度思考而逐步被人们所认可，随之被改编的古今中外的名著不断作为影视的宠儿在银幕上展现。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世界名著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改编为多种版本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国改编文学名著的影视剧也早已有之，如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夏衍改编的《春蚕》、电影《南行记》、《红高粱》，电视剧《围城》、《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都获得了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而文学家和影视编导们毕竟完成的是两种艺术形态的转换，作为后者对前者改得过之则会招来“四不像”的罪名，不及则会引来无想像力、无创意的声讨。虽然改编名著为影视作品的做法的确诱人，然而改编的到位与否，被业界、文学读者及影视观众接受与否是业内外人士一直探询的话题。 　　影视对原著改编的态度一般有三种，一种认为改编重于忠实。原著虽为作品提供了题材、主题、情节等，但毕竟是“借鸡生蛋”，影视有其自己的创作规律和审美特质。改编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是否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途径复制文学，而在于是否在继承原著内涵的同时留下对现代生活的启示和新的美感。第二种认为忠实甚于改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学名著流传已久有其自身的魅力和积淀，影视改编只是想办法如何让名著历久弥新，是“新瓶装旧酒”，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非主题、思想、内容的擅自篡改，以免导致对名著的曲解或误读。第三种观点当然是所谓的中庸之道，既要忠实又要创新，既不离文学名著的原有精髓又对其有新的挖掘和阐释，既符合原著的主题、思路又不囿于它的框架、情节的限制。前两种明显有偏激之处，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三种，然而如何使最终的影视作品实现对文学名著的形神兼备则是关键之处。文学作品作为经典已深入人心，无论从文学作品内部的精神意蕴和主题思想还是从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气质和言行举止都已经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如何在影视作品中表现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如何通过影视的具像化的手段把这“一千个哈姆雷特”概括、提炼，让更多的观众不感觉到突兀、陌生，需要影视的导演、编剧具有极强的文学领悟力及洞察力，要得神而忘形、取意而舍象，既不能忽略或歪曲原著固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又要努力地沟通原著精神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联系。 　　其实，不同文学作品应该区别对待，有些偏重思想性、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不以更多的情节、内容见长的短篇小说，在改编时应该着重探究其思想底蕴和哲理内涵，如鲁迅的作品，无论是《祥林嫂》还是《阿Q正传》，主人公的语言、动作不但要为塑造人物服务而且要揭示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渗透出作家对国情的担忧和人性的批判。然而文学名著的哲理性用影视语言表达有时效果的确不尽理想，就拿《阿Q正传》为例，虽然改编时编、导、演付出大量心血，但由于电影的具像性，在影像中严顺开版的阿Q就不便把文学形象的共性和个性体现充分，使得影视作品中的喜剧效果胜于悲剧效果，导致电影中鲁迅先生要表达的对国家、民族的忧虑以及对国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演绎得不足。可见，意蕴、思想越丰富的文学作品越难被成功地改编，因为影视的具像性很容易将人物、景象、情节定型，从而表达或表现的是导演、编剧、演员的理解和诠释，难免顾此失彼，“抓小放大”从而失去原有文学作品的多义性、丰富性。而《祥林嫂》的改编者结合当时的政治性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