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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回顾 　　“美学”，本身是个舶来品，原先是日本对译西方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翻译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咱们中国人往往顾名思义，所以，这个词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和讨论实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受约束的方面。好的方面，是它确实让中国的学术界感到还有这么一个方面的东西，是别的知识门类无法归类的，使这么一个无法归类的感性经验，可以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使它进入一个学科。不好的方面，顾名思义，本来是一个感性经验，或者说是一个研究和探讨人类感性经验的学科，把它定义为美学之后就把范围缩小了，很多美感经验中更多复杂的感性的背景的东西可能被忽视掉了。在很多的中国人眼中变成了艺术学，后来就出现了艺术美学，认为人类所有的感性经验中重要的是美感经验，美感经验中间最重要、最经典的是艺术经验，因此研究清楚了人类的艺术经验、艺术感受就掌握了美学的本质，掌握了人类的生命的本质。这个逻辑推导是有问题的。 　　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完全由艺术经验、艺术感受来体现的。就像“五四”时候，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所有的新式学堂里都要开办图画课、音乐课、体育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没有过的，甚至它还表明有这个教育是文明的教育，没有这个教育是不文明的教育，因此，美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蔡元培考察了西方教育之后，感觉中、西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存在差距，但他又认为单纯地把宗教引入中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西民众在宗教信仰上心态不一样，而且宗教中也有很多愚昧的东西。所以，他认为不如以美育代宗教，在国民中间通过政府的鼓励，用国家行为推行全民的美育。既免除了宗教的愚昧，又能培养出有教养的国民，这是蔡元培一个很好的设想。由于他的地位，他也确实把这个设想推行到了当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做得很成功，在历史上功不可没，但是美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宗教远比美育对心灵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所谓美育就是审美教育活动，就是我们通常的艺术行为、创作，包括实用美术，所以，那时就有了宗白华、朱光潜等先生到西方学习美学，回国后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美学家、思潮、原著，确实大开了国人的眼界。当然那时是战争的时候，贫困的时候，这种象牙塔的东西根本无法普及到普罗大众，但这并没有降低这些学人的学术价值，相反我们要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虽然当时没有普及，但是对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个铺垫。解放以后，我们国家可以进行全面建设了，50年代也确实是开始热情地建设新的文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了美学大讨论。现在，回顾这次大讨论，是历次讨论中水平最高的一次。这次讨论随着范围扩大和问题的深入，最后按照简单化的做法，把参加讨论的人分成了几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把美学讨论变成了一个哲学讨论，大家不自觉地就掉进这个逻辑圈子里去了，只要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他的论辩对象想回避都不行，比如：“你的审美观建立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之上?”“你是相信美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的主观感受?”对这个问题你就不敢不正面回答，当时你还不敢绕，你来我往以后，大家突然发现不是在讨论美学，而是在讨论一个按照斯大林的哲学体系下来的一个所谓的哲学问题，斯大林的哲学体系包括三句话：第一句为世界是物质的；第二句为物质是可以认识的；第三句为人对物质的认识是有能动性的。这三句话套在美学里就是这样：“美是客观存在的”“美是可以认识的”“对美的认识是可以有能动性的”，哪一派都合理。蔡仪就占这第一句话，主客观结合派是“美是可以认识的”，高尔泰、李泽厚他们就是“美可以有能动性”。―下就把一个理应很有趣味、很有自身学科特点的问题变成了哲学思辨的课题，而且使热爱美学的青年人一下失去了兴趣，直到后来研究美学的人变成了不需要有审美经验的人，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主观、客观的问题。翻检当时的杂志，会发现后来一些和审美活动无关的人加入了进来，有关的人反倒敬而远之了。 　　“文革”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无聊的哲学讨论也没有了，事实上也讨论不下去了。特别是毛泽东讨厌“小资”的东西，当时是尽量使生活粗俗化。但是，对美的追求是压不住的，当被压抑到极致时会反弹的。举个例子，我当知青的时候，在那样一种文化极度荒芜、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到处找军装，然后对它做些微妙的改变，使它穿起来更帅气。张仃先生的夫人跟我讲：“文革”期间，一位来中国的外国记者在王府井大街上发现一个女人抹了口红，立即向西方做了报道，说：“中国还有希望，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爱”，这好比“二战”时美国大兵窗台上的红玫瑰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撼。 　　“文革”结束以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出版。以前我们自称是以马克思思想为指导思想，但没有看到他的原著，都是用二手的甚至倒了几手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研究也不是完整的。大家发现马克思的有些思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