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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及男性学者的参与 　　[摘要]与女性文学研究和创作相反的是。各种不令人乐观的社会文本仍然在持续出现。中国女性文化的发展之路到底往何处去?是应该更多地看重两性之间的“对话”模式，还是更多地遵从女性自身的“独语”模式?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研究以及学科化的历程，特别是其中耐人寻味的男性学者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参与过程，会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参考性的思考维度。 　　[关键词]女性文学；男性学者；参与；想象 　　 　　女性文化的社会文本中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男性“在场”问题。但在文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愈来愈热；女性文学创作愈来愈发展和开放，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等等，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与前者问题相反的是，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一直在对两性性别关系提供着令人感觉鼓舞的“想像”性反映与诠释。这里显然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女性发展之路的文化资源，是应该更多地看重两性之间的“对话”模式，还是更多地从女性自身的“独语”模式来探求? 　　 　　一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被有意忽视的境遇，从“五四”时起开始被改变。女性作为“群体”的自我意识和叛逆意识迅即“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因其具有显而易见的冲击力而被有的人称之为“传奇”。丁玲、萧红、张爱玲等，正是其中的特出者。但自延安时代、十七年、直到“文革”的近40年，从“翻身媳妇”，到“女干部”再到“铁姑娘”，女性性别化的表达无论在文学文本还是在社会文本上，都在被逐渐淡化。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浪潮中，女性解放的潮流再度呈现，此后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社会”言说的男权话语借用阶段(其实是当时“人的解放”叙事的一个支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角色”言说的性别冲突模式(女性的“私人化”经验和“欲望”成分开始增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经验”言说的女性与自我冲突模式(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扩大的女性欲望向孤绝的内心聚焦)、20世纪90年代后期“原欲”言说的后现代主义平面展现模式(女性的欲望叙事依托“通过身体写作”的理论被大规模合法化)。这些在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中被称之为“女人与社会”“女人与男人”“女人与自我”“女人与女人”等关系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写作形成了多代并存、蔚为大观的态势，有人并惊呼写作可能进入“她世纪”。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同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上世纪前期一些难得一见的女性作者的研究成果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起。提得较多的倒是一些男性作者的作品，多为比较朴素的介绍式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由译介西方女性作家作品和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开始，但直到80年代后期父权制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遭遇到“被看”以后，真正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逐渐出现。李小江《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被看做“国内女权主义宣言书”(林树明：《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批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此后，女性文学批评家的阵容日益壮大，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愈亦繁荣。除了大量的论文之外，出现了多部有一定影响的研究专著，如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4)、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1995)、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1995)、盛英的《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1999)、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等。形成了中国内地“三代同堂”的女批评家群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道路也在女性写作与批评的背景之下愈来愈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开始出现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课题(如盛英出版于199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即源于1986年起步的天津市“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987年李小江率先在郑州大学创立女性研究中心，且首开女性文学课程。1991年1月，中国妇联成立了妇女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文学研究开始更多地走进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一些学校相继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中开设了女性文学选修课。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同年第一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随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建立了女性文学委员会(至今已经召开了八届会议，评选过两届“中国女性文学奖”)。1996年“妇女与文学国际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