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心自许尚如丹”.docVIP

“寸心自许尚如丹” 　　1959年初夏，我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留学归来，回到阔别三年之久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人事部门的同志告诉我，当时厂里共有6个创作组，早在我还在回国途中的时候，第三创作组就已经把我“号下”，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意见，可立即去该组报到；并且将第三创作组的基本成员情况介绍给我，说该组导演有于彦夫、林农、王炎，摄影师有王启民、孟宪弟，美术师有汪韬等同志。还有一位特殊人物，即原是我所在东北文工一团的团长、著名导演沙蒙同志，因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而在第三创作组中任不得出字幕的艺术顾问。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第三创作组是一个实力较强的艺术创作集体。我能够被分配到这个组，心里当然非常高兴。 　　林杉同志是第三创作组的专业编剧，因此我有幸结识他并与之合作。作为摄影师，我先后拍了他任编剧的两部作品，一部是描写戏曲艺人生涯的故事片《再生记》，另一部是由王炎导演执导、白杨主演的故事片《冬梅》。 　　林杉最初给我的印象极佳。小小的个子，说话轻声细语很有些吴侬软语的味道，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色镜架的深度近视眼镜，衣着整洁得体。一眼望去，颇有学者风度。不过，我真正领教到他身上所具有的学者气质，还是在与他近距离接触之后。 　　说起来也巧，那一年的夏天，时逢在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大学攻读电影导演专业的刘群同志，回国拍摄毕业作品。他几经周折，最终选定林杉在1958年完稿于莫斯科的剧本《再生记》，并且要求与我合作，拍摄这部描写旧社会艺人生涯的故事片。于是，第三创作组便决定承接这个任务，并组成一个实验型的摄制组，即组内的主要创作人员除了我和刘群两个刚从国外归来的留学人员之外，再加上哈尔滨电影制片厂来长影实习的一个完整的摄制组班子。第三创作组的领导和厂领导商定，影片一经摄制完成并达到一定艺术质量，则既可作刘群的毕业作品呈送莫斯科电影大学，也可以作为哈影厂实习人员的学习成果向黑龙江省委交卷，最后，还可以纳入长影厂的当年生产计划，作为第三创作组当年的生产成品发行上市。如此这般的设想，实在是一件一举三得的决策。 　　据林杉介绍，原创《再生记》的素材，来自著名粤剧老艺人白驹荣的一生坎坷遭遇，同时也来自进电影厂前他对山西一些老艺人采访所积累的生活素材，因此，《再生记》并不是专写某一位艺人的传记片。后来我又获知，以写革命历史题材见长并且极善于塑造英雄人物的林杉，之所以选中了这样一个与艺人有关的题材，是与他抗战期间在山西工作并与山西地方戏曲有过一段不解之缘有关。 　　林杉告诉我和刘群，他当初曾以身相许，愿在掌握山西地方戏曲的基础上，长期从事建设民族新歌剧的开拓性探索，并且发誓不搞出点成绩绝不罢休。然而，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命运的安排，让他后半生的创作与人民电影结伴。所以我想，《再生记》的创作，既是林杉长期生活积累的必然结果，或许也是对他不得不放弃夙愿而遗憾的一种最好补偿吧。 　　电影文学剧本《再生记》，是林杉作品中惟一的一部涉及男女情爱的作品。剧本描写的是陈少华、黄梅英两个年轻艺人在旧社会条件下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对爱情的忠贞情操。作为导演和摄影师，刘群和我，两个从当时被称之为“修”字号的国家刚刚归来的留学生，极其欣赏林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重笔描写，尤其喜欢剧本中洋溢着的人性精神。然而，当时社会正处于“大跃进”的余热尚未降温，“反右倾”运动又方兴未艾，当我们两个被称之为“吃过洋面包”的归国留学生决定把《再生记》搬上银幕的时候，时任电影厂的领导者（厂长兼党委书记）亚马同志下令：必须对剧本进行“大泻大补”、必须“拔高主题”，否则不能投入拍摄。 　　对上述两个“必须”，林杉始终持异议并且拒绝由他亲自操刀宰割自己的作品。于是，在创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的大趋势下，摄制组以所谓“集体创作”的方式，被迫对剧本动了“大手术”。不仅把粤剧改为河北梆子，剧种变了，剧目也变了，而且还改变了赖以塑造人物的主要故事情节。面对如此这般的粗暴干涉，林杉，这位在“反右派”运动中依然把当时长影的“大右派”沙蒙视为挚友而被迫“交代检查”，对“反右派”仍然心有余悸的人，他能说些什么呢！ 　　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反抗。当时的林杉恰恰是这样做的。 　　《再生记》是我回到祖国后作为摄影师独立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期间发生的一些事、因为欠公平、公正，让我难以释怀而久久不能忘却。 　　1959年，我学成归国的时候，正是祖国“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讲，我一生对政治不甚了了，对当时的“总路线”也是十分拥而护之的，如果说有一点点质疑的话，也仅仅对实际工作中不能认真落实“多、快、好、省”的做法很不理解，也很不适应。因此，对于拍摄中一味地追求数量“多”、速度“快”，忽视认真对待艺术质量，忽视对“好”的追求，极不赞赏。作为摄影师，我当然要对未来影片的画面造型质量负责，为此，在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