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读后感.docVIP

关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读后感 卡尔·魏特夫（1896～1988年）是德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犹太人，1928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1925～1933年间参与过法兰克福派学术活动。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灌溉农业的管理需要和官僚权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在1924年开始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撰写了有关中国的大量论文和著作。其代表作是《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 《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治水社会”。?论者往往把《东方专制主义》归结为“治水社会理论”，（详见秦晖在《治水社会论批判》中的总结，另见涂成林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马克思与魏特夫的比较研究》、廖学盛《关于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归结成为一个问题：东方为什么专制呢，因为东方需要治水。如果被如此简单的归结，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指出其中的荒谬，《东方专制主义》正是遭到这样的命运。 魏特夫以《关于东方专制主义》为他的这本书的书名，不是随意的，他要讲的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故事，而不是“东方为什么专制”的故事。当然“治水社会”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词语，可能加强了人们的误解，但是这个词语仅仅是对“东方社会”的一个指称。魏特夫要讲的是整个“东方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不单单讲这一形态和制度的起源。事实上，对这一形态和制度的起源的讲述，只占全书的很小一个部分，这一小部分，就是所谓的讨论专制制度何以出现的““治水社会理论”。本文没有宏大意图，仅就这一点谈谈魏特夫讲了什么，人们又是如何超出他的逻辑引申他的话。 其实魏特夫在《关于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导论中对他的“治水引起专制”的观点做了逻辑上的限定。他虽然说，“从已有的资料来判断，这种治水制度是一切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的农业专制制度的地区出现的原因。”可是他同时又说，“农业专制国家的组织制度和征敛制度是无须依靠治水制度就能推广的。”也就是说，专制作为一种制度无须靠治水就能自我发展。二者不是一个全始全终的依存关系。治水，只在制度发生那个时刻有一种即时的作用。 人们最初的制度选择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自然条件在人们的最初的群体活动中当然有一种强烈的限制性的作用。面对不同环境，就可能产生不同的应对。比如，即使在东亚大陆同一环境下，也可能有不同的实验，治水不是必然的，但是治水制度一经出现，证明了更加适应当时的本地环境，从而打败了其他的制度，而一旦这个制度在一定意义上确立，就不一定要靠治水才能维持和发展自己，而是靠各种历史因素（包括自身的制度性因素）维持和发展自己。 魏特夫并非历史决定论，因而更不是“治水决定论”，所谓治水产生专制，只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是成立的，这是魏特夫的逻辑的自我限制。当然这一点也容有讨论，但是讨论应该对准别人的观点。 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观察东方人的治水活动，形成了所谓的“治水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这就把“农耕文明”彻底东方化了。他的这一理论完整地反映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其理论用他本人的话可以概括如下：“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水利政治学”、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在分析古代东方社会时，并没有把这些社会等同看待，概而言之。他笔下的“治水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类型。他把这些不同的社会类型主要分为“治水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他认为，“完全的”亚细亚形态和“半亚细亚形态”之间的区别具有非常重的意义，它为理解长期被忽视的世界历史问题提代了一把钥匙，尤其对了解西罗马帝国、晚期拜占庭帝国、马雅文明、蒙古人统治以后的俄国都是极为重要的。在作了这种分门别类的分析后，他作出结论说，与流行的说法相反，当征服的情况继续在时，汉人从来没有同化过他们的游牧民族的征服者。他还认为，俄国虽然不存在那种农业—治水经济，但是分散的农村公社为外来的东方专制主义提供了足够的基础。这些都可能为我们研究提供某种启发性的新解度。? 魏特夫承认“治水社会”也存大着活跃的私有财产，但他反地私有财产只作一般性谈论。他指出，“治水社会”的私有财产与西方社会的私有财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在“治水社会”中，私有财产始终处于软弱的地位，其中，工匠的农民的财产都是乞丐式的财产，地主也没有能力通过独立的和在政治上有效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