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十五年 一个投资客的食饭记.docVIP

如果谁有心，为中国连锁快餐企业做一个统计，排一个车站王、机场王、地铁王、写字楼王，一定会非常有趣，甚至能透过这些现象，猜到这些快餐企业创始人的性格偏好。 自从我看了乔治·克鲁尼主演的《寡佬飞行记》(Up In the Air)以后，我就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乔治·克鲁尼，因为我勉强也可算得上是刚及格的“空中飞人”。我的高中同学在一间“混血”的大投行里工作，她的MSN签名这会儿仍是Up in the air。她把签名挂上时，我问她：“体会到乔治·克鲁尼的寡佬心态了?”半晌，对话框里蹦出“是!”。 如果你觉得我说出“我base在上海”这样的话是在猪鼻子插葱，用目光鄙夷我一下，那么我觉得咱们谈话就有了前提基础：我们看似在云端，但实际上却经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地站在各个交通枢纽前发愣，与我们的人生一同悬而未决的，是我们的肠胃，而此刻，它们的需求更迫切。 我们这些现代躯壳里的古老肠胃被谁决定着呢?以前我一直都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直到2008年，GPS数据公司的合伙人鲁安竹(Andreas Luppold)对我说：“你知道吗，现代城市给德国带来多少独居人口?你知道这多么深刻地改变食品工业的面貌吗?从分量到包装到定价……”说这话时我们一起面对马耳他圣茱利安的湛蓝地中海——我不是在炫耀我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是这间德国公司实在有趣，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食品企业做数据及市场分析，为食品企业投放新产品提供决策依据，比如瓶装口香糖的市场测试就是他们做的。 中国近年火车站的设计，但凡地级市的火车站都留下了经营性用房的空间。这些空间将被填上超市和餐饮，以适应更多人在囧途的移动人口的需求。也许这会儿就有不少人拖着行李箱，站在高铁站出口思忖，在哪里解决吃饭问题。铁道部说，我们未来将有更多的高铁站开通。 不移动的本地人也会被这股大潮裹挟进来。比如，“李家村十字”传统上就是西安的一个商业中心，一个巨大的万达广场已经屹立在那里接近3年了。如果你想吃点快餐，那么你可以去吃肯德基，也可以吃味千拉面。如果你嫌还不够中国味，那么你可以上二楼去吃乡村基，这是一间重庆起家的中式快餐店，刚在美国上市，他们的LOGO也从卡通鸡变成了两张卡通笑脸。3年了，它们都没有撤出万达，这些店都挣钱了! 当我目睹像来伊份这样的一口份小包装零食贩卖商顽强地挺进江苏盐城和安徽合肥时，我就想到鲁安竹跟我说的食品业的改变，我也相信西安的炭市街上的大枣和干果生意也会被来伊份这样的企业侵蚀。我刚在炭市街花50元买了一斤核桃仁，量足到让我以为身在昆明，那个城市一公斤被称为一斤。同样的50块，在来伊份里大概只能买个十来袋一口份的琥珀核桃，这些核桃还是散碎的。可是来伊份已经有了1417间店。 人人都说KFC 谢国忠在自家小区楼下吃了“一碗辣味肥肠汤，汤里看不见肉”，他立刻联想到“肯德基的套餐小得可怜，一个孩子都要吃两份才能饱”，然后写进了他的专栏里。 看到这么多人这么深情地谈及肯德基，我就会想到1995年，我第一次吃肯德基时站在干手器前不知所措的尴尬，不知怎么我就想到《手机》里一段河南话的广播：“牛三斤，牛三斤，你的老婆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家吗?” 1995年，河南人乔赢在郑州开了第一家红高粱快餐店，他有个宏大的目标，他要打败肯德基。一段时间以前，据说一个基金投了他，红高粱复出江湖，而与其同时期的以打败麦当劳为目标的荣华鸡早已无可奈何花落去。1995年，我们南京的《扬子晚报》一篇文章介绍肯德基的成功经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大意是：在肯德基，你问店员要多少餐巾纸人家都给!以至于日后，比现在更年轻一些的我见到大娘水饺创始人吴国强时，给他的一个建议居然就是让他在餐巾纸上印上吴大娘的LOGO，而且还是红色的——多么增加成本的一件事! 大娘水饺在1997年开出苏州店时，副总杨金兔还曾前往肯德基偷师，结合大娘水饺的实践，慢慢摸索出380页的守则，这是他们闹革命的家底之一。闹腾的1990年代，效率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水饺的上餐速度一直为公司管理层津津乐道，我估计风投们也会很乐意去大娘水饺的后厨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锅能在8分钟内为若干顾客煮出饺子来。 倒是肯德基，这个快餐的宣传队和播种机，最近这两年自我堕落得厉害。在一线城市，高峰期你永远吃不上现炸的鸡，这与街边炸鸡小门脸儿提前炸好放一边没什么区别。可我们不是下午放学饿坏了的孩子。肯德基，请让我吃上和你电视广告里一样诱人的吮指原味鸡! 通胀真给力 如果1990年代DV和视频网站能像现在这样普及，那么土豆网上看到的年轻人爱情故事的浪漫地必然有一选是肯德基或麦当劳。那时你要叫上60元的东西，能把两个尚在长身体的年轻的胃给撑翻掉，你那满满的餐盘里会有汉堡(比现在大一倍)、薯条、鸡翅、鸡块、圣代，加了冰也比现在不加冰还浓的可乐，而且还有吃有玩。那时到街边吃份盒饭，5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