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向原始儒学的复归.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论魏晋玄学向原始儒学的复归 赵光耀 武松浩 西藏民族大学 712000 摘要：魏晋玄学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以人生价值为目的、构建形而上学理论依据特质鲜明的哲学。从失去原始儒学精神已陷入危机的汉儒中解脱出来，重新思考人生价值意义，是玄学面临的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的问题。玄学借道家自然之论解析儒家伦理，为道德价值寻找内在依据，试图重新回到孔孟生活秩序源于内在德行自觉的心性论上。而摆脱汉儒阴阳谶纬影响，超越繁琐训诂经学，把握儒家内在精神，则是从具体的道德之用上向原始儒学的复归。 关键词：玄学；自然本性；人生价值；原始儒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魏晋玄学也不离外，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以人生价值为目的、构建形而上理论依据特质鲜明的哲学。魏晋之际社会时局不安，名士们通过形而上思辨的清谈方式，为人生价值、社会伦理体系寻找内在理论依据。魏晋玄学固然受到社会时代影响，然也是对哲学永恒问题的思考，在理论建构中表现出向原始儒学部分复归。 一、汉代儒学的转变及后期危机 “作为汉代思想特性的塑造者，董仲舒对于道德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即制定出一套能够有效地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体系。”[1]这就决定了董学并非是完全继承、恢复原始儒学或说是对人之根本问题的思考为己任，更多的是借儒学之用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目的。如劳思光说:“儒学入汉代而丧失原有精神，遭受歪曲。”[2]又说汉儒虽仍自命承孔子之学，但“其理论立场与先秦孔孟相去甚远”。[3]事实上也是如此，以儒学为基础，并杂糅阴阳五行、墨、法等众多流派而建立的董氏“天人相应”之学成为汉代社会伦理的依据。劳思光对此深恶痛绝，明确批评道：“董氏倡议罢黜百家，然究其实则董氏及当时儒生皆为阴阳五行观念所惑，不能承儒学，于是罢黜百家之结果，仅为伪儒学之得势。”[4]思想理念的盛行自有时代的要求，虽不必追究董氏之过，然我们须明了汉儒已非孔孟原始儒学矣。 1、道德价值根源的外在化 董氏所倡“天人相应”之学，认为“天”之规律及意志是价值的根源，以“存在”释“价值”的做法将德性标准排除在本性之外而寄于天道，孔孟儒学强调内在自觉德性的心性论转化为汉儒认为“天”是价值德行根源的宇宙论。汉儒宇宙论的德性学说可以很明确的将社会秩序及人生价值推向普通百姓，这无疑是有可很肯定的方面，但是如孔子所告诫的“欲速则不达”，道德价值失去内在根据后，“儒家人格理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也随之丢失了”[5]，此等转变如同饮鸩止渴，道德价值的危机已经在其理论建立之际就潜伏在理论自身之中。 2、道德仪礼的形式化、腐朽化 为了充分体现儒学的指导作用，汉儒对经典的训诂解说日渐浩繁，将“立于礼”的儒学“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繁琐的礼仪和“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论六家之要指》）的实地效果毫无保留的暴露出来。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总则指导下，“体现人文价值的lsquo;当然rsquo;逐渐衍化为名教，并趋于外在化，形式化，从而开始失去其实际的约束力。”[6]于是，世人所为，“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7]。形式化的道德标准和各种社会仪轨法度，失去其品评培养人才的作用，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二、玄学的历史任务及理论构建 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当时“名士少有全者”的情况严重冲击了四百年汉代儒学留下的只知“行义”的观念，名士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迷茫，如王弼所述：“论太始之源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老子指略》）他们不得不深思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追问人生价值及意义，为自己重新树立道德准则。汤用彤说：“魏晋时期lsquo;一般思想rsquo;的中心问题为：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8]这是任何哲学在最终都不可避免的目标，而玄学家们正是在人生意义、人生价值问题的逼迫下不得不作出的反思。玄学家采用“清谈”之风，乃动荡政治局面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孔子适周问礼，将辞，老子告其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孔子世家》）前有仁者之谏，后有亡者之实，名士只能高谈阔论不品评人物，在危世之中存其身。所以有记载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middot;德行》）同时，玄学清谈还是玄学家不自觉地对繁琐腐朽经学的反击，刘大杰指出，“魏晋的学术思想，是汉代经学的反动，是絮乱时代的反映，…他们研究学问的态度，是怀疑的、解放的。” 1、玄学继承了儒学精神 在阴阳五行杂存经学中间的情况下，玄学家们如同王充、仲长统等人一样，借用老庄道家自然之说，探讨“性与天道”等形而上问题，期求重新建立人生价值和又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