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听，唱歌的是谁？.docVIP

嘘！听，唱歌的是谁？ 　　今年的迷笛音乐节我一直坐在舞台的远处眯着眼看太阳，时不时看看前方跃动的人群和台上可着劲疯的乐队们。他们身上好像都被北京五月就已经很奢侈的阳光罩上了一层模糊的金色光圈，走到哪里，光圈就跟到哪里。有点晕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歌声小了那么一点，而且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这样虚幻的感觉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只好站起来，走进人群，让很多人包围着我，他们微微晃动着，哼着那我早已不知出处的温柔的调调。前面站着的是个二十多岁的美国男孩，典型的USA帅脸，黑框眼镜，有唇钉，头发随意地卷曲着，他突然扭头，看到我正在专注地看他，就特别大方地笑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顿时被那笑容带来的暖意包裹了。我觉得在人群里，是那么安全。就算现在被暗涌卷走，大概痛苦，也只是瞬间的事。 　　可十四五的我并不安全，反而时刻觉得暗处有妖怪荧绿色的眼睛在凝视着我一切古怪而不健全的举动。温热的初夏，我穿着没有形状的大睡衣坐在嘎吱乱响的风扇前，给我亲爱的主唱们写一封封长长的信。那长度有点太长，以至于我每个毛孔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它们在给激动的我配乐，乐曲是哪首，就随着我身边音箱里的节奏随意变换。最诡异的一首是山羊皮乐队(SUEDE)的《S0YOUNG》，“WE ARE SO YOUNG，WE ARE SO GONE。”尖厉不留情面的尾调。我简直要被这失落的妖娆声音搞疯了。这是在我周围永远不会听到的声音，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会以这么罪恶的开怀来咏唱和祭奠谁也搞不明白的青春。所以我还清楚地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清冷的大年初二，我一个人偷偷坐火车来到北京，看到不再年轻漂亮的BRETT在台上卖力地唱着《SO YOUNG》，嘴里吐出的哈气遮掩了他的神情。我在很后面的位置，看不清，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回忆那个本应完美的时刻。然而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却是某个场景：夜晚我从床上爬起来，借着月光看着海报他的脸，听着某首叫做《BEAUTIFUL ONES》的歌，闭上眼睛，轻轻把唇贴到了那张微微开启的嘴巴上。我的心跳得连自己都掌控不住了，身体在发抖，可感觉又是那么特殊，好得让我永远不想离开。 　　当然这种感觉会长久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关于音乐的爱情。 　　我很难去叙述我这些年来的聆听经历，它太庞杂，也太混乱。现在的日子总是太浮躁，人心也是。并不是朋克就是性手枪，金属就是枪炮玫瑰，英伦是红得发紫的酷玩，清新女声就是人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陈绮贞。我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还可以认认真真地去淘一张CD，然后为它喜悲，为了纯粹的音乐去爱上个人。包括我自己。我总是面对自己的三百多张CD诚惶诚恐。去一个新地方就要给它们集体搬家，弄得灰头土脸。的确，我这样是安慰自己。不想让自己忘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那样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我的音乐。 　　这时，太多关于音乐的回忆占了上风。我不打算抛弃它。不那么有趣儿，但觉不庸碌。 　　2000年，十四岁的我听一个比我大六岁的男人的话，买了张叫做《DOGMAN STAR》的SUEDE的专集，爱上了摇滚乐，每天练七个小时吉他，也有了一场关于那个男人也关于主唱的无疾而终的恋情。两年后，我听了无数冷到骨子里的英伦乐队，比如双性恋主唱的“安慰剂”(PLACEBO)，后来被奉为神明的“收音机头”(RADIOHEAD)，有着不羁脆弱声音的“THE VERVE” (天才乐队)，继续着自己不知所终的青春幻梦。同年，我又是个人到了香山脚下的迷笛音乐学校，看着一堆奇奇怪怪的摇滚青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能要命地尖叫着，好像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那年，我还在杂志上发了第一篇点评，应该是COLOPLAY的《心血来潮》，拿到书的那天下着雪，我独自在高中灰暗的教室里，听着他们的《GREEN EYES》，用一根蓝色的笔，把自己的名字圈上了圈。我觉得我的耳机是我的命，过几天就会发狂似的把所有的CD拿出来，擦一遍，才会觉得生活是有意义。后来我就长大了，虽然没大到可以随时让自己觉得幸福的年岁。我当了杂志的特约记者，去采访了北京的一些出了点名的乐队，在破旧的排练室里，哆哆嗦嗦地按下了录音笔。面对摇滚男孩生动的笑脸，以为长大的我却依然管不住自己的羞涩，闻到烟味丢人地咳嗽起来。再后来我就又长大了些，频繁地看演出，表情没有什么不自然，反而他们说，你在酒吧灯光下的脸，更美丽。KURT COBIAN辞世十周年的纪念刊上，我写了一篇长长的文字纪念这个太多人爱过的人，写完的时候，我大概被抽空了一样，呆愣了一整天。那仿佛是我关于摇滚最后的一点惨淡的记忆。后来我有了一个叫IPOD的东西，你也有了一个叫IPOD的东西。CD在角落里碎掉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不再去淘盘。我甚至用摇滚乐去寻找我的爱情。2005年的迷迪音乐节，我和你站在木马的现场，我喊木马你们唱《纯洁》吧，他们就真唱了这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