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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与商代文字文/王双庆杨鑫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维系着华夏民族、炎黄子孙 的灵魂，有着悠悠数千年的历史。目前发现的最早成体系的汉字当属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距今已三千多年。因甲骨文的主要时限为商代，人们常把甲骨文等同于商代文字，并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商代文字除甲骨文外，还有金文、简牍文字、陶文、玉石文等。这些文字之间应该是相互平行的关系，只是书写工具、文字载体不同，风格迥异。当然，甲骨文因目前发现数量最多，可以看做商代文字的主要代表。理清甲骨文与商代文字的关系，无疑会加深我们对甲骨文的了解，也有助于廓清中国汉字早期发展演变的线索。牛肩胛骨龟腹甲不同载体的商代文字甲骨文中不仅有许多象形字、指示字和会意字，而且还有大量的假借字和形声字，基本能够完整地记录当时的语言，已是相当成熟的汉字。甲骨上的文字，多是青铜刻刀在甲骨上契刻而成，故而笔画纤细、多方折，字体看起来遒劲有力。金文是商周时期铸或刻在青铜器上 的铭文字体的总称，又称吉金文字、彝器款识、钟鼎文等。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字数较少，一般仅有几个文字，直到商代晚期才出现少数较长铭文。内容主要是族氏名号、先人庙号及作器者名，有一些铭文内容可以和甲骨文相互印历经三千多年的沧桑巨变，能在地下埋藏至今并被田野考古发掘出的商代 器物已属难得，上面有文字的更是凤毛麟角，愈发显得珍贵之极。通过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有机会领略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等不同载体的商代文字的魅力。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 种文字资料，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这是商代文字遗留下来的最完备、最丰富的实物资料。目前发现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已释读的近三分之一。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相传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用作中药的“龙骨”上发现有契刻符号，由此揭开甲骨文大发现的序幕。后来经过罗振玉等人的查访，始知契刻文字的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早期收集殷墟甲骨的有王懿荣、刘鹗、王襄、孟定生等，尤以罗振玉用力最勤、所获最丰。自1903年起，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德国人维尔茨、卫礼贤，日本人三井源右卫门、林泰辅等纷纷染指其事，其中又以加拿大人明义士所获最多。息鼎74Epigraphy金石之声息鼎的铭文证。商代金文单字约1300 个，可释读的不到二分之一，未能释读的多为人名、地名和族徽等。金文多是铸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字形较为象形，笔画浑厚、粗细不等，许多字中常出现或方或圆的团块形。陶文，指刻画、戳印或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除安阳殷墟遗址之外，在郑州二里岗、江西清江吴城、河北藁城台西等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些商代陶文。商代陶文字数较少，一般只有几个字，且大都刻画在陶器的口部、器壁或底部，内容多表示人名或族氏名、干支纪日、纪数及特殊图像符号等。目前发现的殷殷墟陶文“鼓”及其拓片75妇好墓出土石牛的铭文拓片墟陶文单字有一百多个，其中可释读的已达半数。玉石文是指刻写于玉器或石器之上 的文字。相对于甲骨文、金文、陶文来说，现存商代玉、石器上文字的数量还比较少。一方面是由于玉、石器的质地大多比较坚硬，不便作为记录语言的载体，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玉、石器多为贵族们珍藏的艺术品，追求的是图案、造型的和谐。上述四类商代文字中，甲骨文在单字数量、可释字数、记录内容等方面都远胜于其他文字，并自成体系。占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殷商统治者十分重视占卜，凡事均占卜，可谓是无日不占，无事不占。甲骨文的功能便是记录占卜内容。甲骨文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龟甲和 兽骨，龟甲以腹甲为主，也有背甲；兽骨主要指牛肩胛骨，也有少量的鹿骨、虎骨、犀牛骨等，甚至还有人头骨。商代占卜所用的龟主要来自远方的贡物；所用牛肩胛骨基本为本地所产。商王在用牛祭祀以后，有的祭牲之牛的肩胛骨对甲骨文的梳理为加深对甲骨文的了解，我们从甲骨文的功能、材质、使用时限与区域、整治过程、记载内容等诸多方面对甲骨文做一简要的梳理。占卜，作为一种迷信风俗，现在已很少有人相信了。但在先秦时期，人们却认为其非常灵验。“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妇好墓于1976年由郑振香、陈志达主持发掘，是殷墟遗址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该墓长5.6米，宽 4米，深7.5米，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928件。其中出土的石牛下颌处刻有“后辛”二 字。“后辛”为商王武丁配偶之一，其生前称“妇好”，去世后庙号为“辛”，“后”是武丁之子对妇好的尊称。“后辛”又见于妇好墓出土的有铭铜器。妇好墓出土石牛鹿头骨刻辞76Epigraphy金石之声河南郑州小双桥朱书陶文“三”字例特别少，约占百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人辞主要记录了当时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