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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构诈骗罪及其废除死刑的理性思考 论重构诈骗罪及其废除 死刑的理性思考 余松龄· 诈骗罪是一种古老且社会危害性极为严重的犯罪，世界各国刑法无不将 其作为打击重点予以明确规定。我国现行刑法第266条作了规定。且刑法第 192条至第198条又规定了“金融诈骗罪”，为惩治这类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 律依据，现实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更 迭之际，立法并不是社会生活的摹写，而是立基于社会生活的创造性法律实 、一7 践活动。因此，现行刑法将诈骗罪分为普通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使得相当 数量的诈骗行为，因有法难依而难以有效地纳入刑事追踪的视野，且重刑化 的设置与其实际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故此，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是否充分 体现了刑法学理性，就值得研究。笔者不揣冒昧，对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下诈骗罪的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提出几点浅见，以资求教。 一，金融诈骗罪的语义分析与立法特征 (一)金融诈骗罪的语义分析 语义分析方法引导我们从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考察词语、概念的语 源和语境，来确认、选择或者给定语义，而不是直接采用定义的方法或从定 义出发。④于是，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欺诈”、“欺骗”、“诈骗”、“诈 欺”以及“诈伪”等相关语词的语义。刑法理论上对这些语词使用相当混 乱，这无益于概念的严密化和思维的清晰化。 语言的使用中常常碰到同义词。其中，词的意义完全相同的又叫等义词。 语言学认为，等义词在语言中多半不能长期存在，因为语言要求经济，在语 言的使用中或者是等义词发生分化，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或者是淘汰一个， 保留一个。词义包括理性意义和附加色彩两方面。语言里绝大多数同义词都 是意义基本相同，但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表现为词义所概括反映的 侧面和重点有所不同；或者在词义的附加色彩方面有差异。词义的附加色彩 鲁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①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l一22页。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可以是感情色彩，也可以是风格色彩。① “欺诈”和“欺骗”是同义词而非等义词。《现代汉语词典》把“欺诈” 解释为“用狡猾奸诈的手段骗人”，而把“欺骗”解释为“用虚假的言语或 行动来掩盖事实真相，使人上当”。可见，两者的理性意义基本相同，并且 词义所概括反映的侧面和重点也相同，只是附加色彩有异。一方面，人们对 两者附加的感情色彩明显不同。“欺诈”的附加感情色彩要比“欺骗”浓重 得多，尽管两者都是贬义词。另一方面，人们对两者附加的风格色彩也不相 同。“欺诈”具有书面语的风格色彩，而“欺骗”与之相比具有口头语的风 格色彩。上述不同，就给刑法的措辞提出了相应要求。一方面，刑法作为对 道德底线加以保障的最后手段，在使用具有不同附加感情色彩的词语时应当 使所用之词与所规定之罪在道德评价上尽量一致，刑法第158条对虚报注册 资本罪、第204条对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规定，等等，在使用上述两词时有很 大随意性。这种混用，难以避免法律解释上不必要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我 国民商法和经济法上都使用“欺诈”而不使用“欺骗”，然而作为其保障法 的刑法却使用“欺骗”，使人怀疑“欺诈”和“欺骗”到底谁轻谁重。另一 方面，法律条文的庄重性要求尽量采用书面语风格鲜明的词语，民商法和经 济法都不用“欺骗”一词，更具庄重性的刑法就更不应采用“欺骗”一词。 所以，在将来修改刑法时，应尽可能将“欺骗”改为“欺诈”。 “欺诈”与“诈骗”也是同义词，但它们在词义所概括反映的侧面和重 点方面以及在词义的附加色彩方面都有细微差别。就前一方面而言，“欺诈” 强调行为的性质和方式，而不注重结果；“诈骗”虽表明了同样的行为性质 和方式，但强调的是行为的结果和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欺诈”的外延 要宽泛，只要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意图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行为就够了； 而“诈骗”的外延要窄得多，不仅强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还强调行为 造成他人的错误认识，甚至更多。就后一方面而言，“欺诈”的附加感情色 彩比“诈骗”弱一些，所以“欺诈”的道德否定评价没有“诈骗”那么严 重。这些差别，要求刑法在罪名上使用“诈骗”时应当是注重行为目的和行 为结果的场合；使用“欺诈”的场合则不必如此。如果对构成上不需要非法 占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