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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常时期的刑罚理念 论非常时期的刑罚理念 庄慧鑫素 孙昌矿 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确保了国泰民安，维护了经济发展，是中华 民族经受的又一次艰苦卓绝的考验。在此过程之中，立法、司法各部门协调 一致，为防治“非典”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依法治国思想在极其特殊的 时期得以更深刻的阐释。备受刑事司法理论界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有9 个条款提到“依法从重处罚”，涉及14个罪名。这是否预示着非常时期的刑 事政策将趋于严厉，刑罚理念将染上重刑主义色彩呢?“依法从重”的理论 依据何在?非常时期应树立怎样的刑罚观?对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否，直 接影响刑事司法实践。 、一7 我们注意到，《解释》中的“依法从重处罚”多有“在预防、控制突发 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相对应，其中第18条还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予以了界定。所谓“非常时期”，如果作狭义理解，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不明原因 疾病以及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的特定时期。当然这不仅适用于抗击 “非典”时期，也适用于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突发传染病疫情的灾害期间 ——尽管我们都不希望它出现。 一、非常时期的行为评价 任何行为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完成，进入刑法视野的行为评价，当然 离不开现行的刑法规范。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对刑法保护的法益的侵害，社会 危害性是本质属性，对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认识在一定时期和区域具有稳定性 和延续性，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之 间存在的界限，不单体现在实然的制定法中，还有一些背后的东西，比如刑 事政策，历史已对此予以证明。法文化的底蕴诚然深远悠长，但先王之法也 是应时而作、应势而动的，决不可抱守残缺。 根据规范主义学说，危害行为违反了“行为法”及该行为法中所表现出 ●湖南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 _眯湖南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来的“行为规范”，而非刑罚规范。详言之，犯罪是由于行为违反了刑法制 定之前便已存在并成为刑法前提的规范——命令及禁止。①那么先于制定法 存在的行为规范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文化特征，是对行为的第一次 评价标准；如果介入了特定的时间要素，如果这个特定时间要素有足够影响 力的话，这一标准就会作出调整，随之形成第二次评价标准，刑法规范也会 以同样的价值取向作出相应调整。 “非典”作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冲击了整个社会道德法制观念。在这一特殊时期下，趁火打劫、趁势作乱的 犯罪活动无疑更容易引起社会恐慌，侵害原本犯罪客体之外，更是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之大局，社会危害程度之深毋庸赘言。基于规范违反说 的立场，我们可以从行为无价值的角度，考察“非典”时期犯罪对行为规范 和刑法规范的背反、恶的行为样态以及行为人的意图目的都是决定违法性的 根据。在公众面临突发社会危机时，抵御威胁和侵害的能力显得比较脆弱， 对秩序和安全的需求就尤为强烈，那么从自然法的意义上就存在一个“禁止 趁乱世危害社会”的规范。这个先在评价规范针对“非典”犯罪，给予了较 平常更严厉的谴责，因此刑罚规范从酌定量刑的角度，对其适用较重的法定 刑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另外，行为无价值并不否认结果对决定违法性的 意义，由此我们看到《解释》的第16条列举的“情节严重”的情形，都要 求有“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灾情加重的”结果，从重处罚是具备客 观依据的。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非常时期的所有犯罪行为都面临从重的行为评价， 这涉及一个关联性的问题。《解释》提到“依法从重处罚”的十余个罪名中， 与“非典”有关的或者是犯罪方法(传播恐怖信息)，或者是犯罪对象(假 药、劣药)，或者是犯罪客体(市场秩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