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 第四章.docVIP

第四章 政策分析中关于“人”的理论 政策也是一种对策，因为公众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对政策有不同的反应。分析者的必要工作之一，就是预见或应对利害相关者的反应，并在政策内容、策略上有所应对。为了做到这些，分析者需要研究“人”——个人和团体，研究他们的人性、价值观和行动规律；也要研究公共政策的主体。利害相关者一般不是一群跟着指挥棒跳舞的人，尤其是在个人拥有相当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保障的时候。 经济人 有限理性 利己性 集体行动 集团类型 集体选择 意识形态 基本价值 按照戴维·伊斯顿那个著名的定义，政策是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方案。需要注意，分配是在个人和“人群”之间进行的。这些个人和群体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力图使分配有利于自己。他们能做什么？会怎么做？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做？当分析者试图提出一个政策方案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在前面等着他。众所周知，政策是决策的产物；在这里，作者却想强调政策是决策产生的对策。对策是需要考虑对方的策略和反应的。“社会是由无数个别的人、或经济单位构成的，他们是不同的行为主体，也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人或企业的特殊利益（至少是特殊的‘品味’），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一旦涉及到‘社会决策’或‘公共选择’，几乎不可能存在令大家、全体都满意的情况”。既然有人会不满意，就会有意见和行动。这样，政策分析者就要考虑，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满意；不满意的人会怎样行动；政策内容和策略是否能应对那些人形形式式的对策和行动。如果只是在事后惊呼“你居然有对策”，分析工作的失败大概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一、对个人的利己性假定 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却是分析者不能不追究的问题。几乎所有涉及“人”的学科，都有关于人性的假定。像管理科学中的X人假定、Y人假定；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和理性人假定；政治科学中的“善、恶”假定等等。不同的假定将导致不同的学科逻辑。各学科对人的假定又具有共通之处，例如政治科学中的性恶论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都突出了人的自私特性。政策是在有各自利益需求的人之间调节利益的，出于这一政策科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考虑，作者愿意更多借鉴经济学家的观点。 早期的经济人假定由大卫·李嘉图给出，认为社会是由无组织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尽力按照能得到自我利益的方式行事；他们对得到更多自我利益方式的思考是以理性方式进行的。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学者们构建了古典经济学大厦。正像霍布斯将人视为“孤独的野兽”受到众多的批评一样，对经济人假定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平息过；而且批评的声音很多是来自经济学科内部。 首先看看来自认识论角度的批评。这类批评的立论基础是，人的理性能力及获取知识的能力是有限的。从大卫·李嘉图开始，经济人假定就包含了理性假设，即个人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在实践上，这意味着千百万人都已经了解了难以计数的商品、服务，了解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技能、技巧；甚至每个人不但了解自己的，还了解别人的。这样，人就有足够的条件进行计算式的思维，得知什么是能获得最大自我利益的行事方式，进而采取行动。但人具有这样的理性能力吗？理性假设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理性假设，即假设人的理性能力是无限的。哈耶克认为，人类经济生活领域属于“有机复杂现象领域”，“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势不同，在探讨极其复杂现象的经济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中，我们能够用我们得到的量化基据（quantitative data）……市场乃是以众多个人之行动为依凭的，因此在研究诸如市场这类极其复杂的现象的领域中，对于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势，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计量”。“有关我们能够探明并确定所有这些特定事实的假设，却是荒谬不经的。” 如果理性假设不成立，那么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的行为方式由何而来？是否转而主要依靠非理性因素？似乎不是这样。哈耶克批评的理性主义是所谓建构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不承认个人理性的力量所具有的这些限度，所以它实际上也就趋于使人之理性变成了一种较为低效的工具（这当然是与理性原本可能具有的效力相比较而言的）”；它相信人类一切文明都是理性的产物，人类可以通过事先知道所有相关事实来建立包括社会秩序在内的一切东西。而哈耶克推崇的理性是：“第一，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第二，我们必须每时每刻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那些我们在以前并不知道的新事实；因此，第三，我们不可能根据一条前定的详尽计划——其间，人们事前便按照理性的方式对每一项特定行动进行调整并使它与每一项其他行动相适应——去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使之有序。” 哈耶克批评建构主义的本意，在于倡导他的自由主义秩序观；经济人假说也内含着建构的理性主义，但不是一定要内含建构的理性主义。哈耶克赞同的应该是适应性理性。可以将建构的理性称为“目的—手段理性”，在这种理性的帮助下，经济人应该知道所有重要的信息，设定自身利益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