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园谁做主？.docVIP

我的家园谁做主？ 三中全会为中国农村未来改革设计了一条清晰的路径，这个路径的终点，就是用城乡同权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在此次改革设计中，尤以农地制度的改革最为关键：三中全会一是明确了农地承包权自此“长久不变”，二是“把政府强制性的征地权限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但问题也就此浮出了水面：农民能不能在新的精神下确保自己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下乡的各类大资本，或者其他强权，有没有可能对农民的权利继续形成侵害？与此相近的问题则是，尽管物权法已经实施一年，大量城市居民的私有房产权利，仍然屡屡遭遇拆迁者的暴力。 　　也许，比产权确定更重要的，是在各类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流转、转用、拆迁过程中，尊重物权实际拥有者自己的选择。防止土地集中、城市拆迁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目标，让农民和市民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手段，从而丧失公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选择权利。 　　铜鼓林农利益被谁侵占？ 　　“问题明摆着，铜鼓政府是知道何时林改、何时规费减免的，也就知道木材价格何时上涨。结果，政商合谋，就抢在林改之前，把这部分林地给流转了” 　　 　　★ 本刊记者/杨中旭(发自铜鼓) 　　10月24日下午5时左右，时水生不得不停下了摩托车。在他前面，路已经被封住。 　　封路的障碍物，并非交管部门日常所用的工具，而是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的人群。时水生只好回头问要去县城的乘客：怎么办？过不去了。 　　这位在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大镇三岔路口揽活的摩的司机后来回忆，当时在场围观的江西老表，看起来要有上万人，“到处都站着人”。而老表们围困的地方，时水生早在当天上午其实就已经听乘客说起，是在一家叫做绿海木业有限公司的门口。 　　此时的公司内部，只有参与打、砸、抢的老表和负责现场维持秩序的宜春市特警，以及铜鼓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公司员工早在中午之前，就已经撤离。事发半个月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入绿海公司之时，该公司法人代表、副董事长蒋连松还只能在没有玻璃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至于公司内部，仍未恢复生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官、民、商三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证实，10月24日下午发生的冲突，是当地数十年来发生的最大的一起群体性事件。参与冲突的老表，起码有一两万人。 　　就在时水生被堵在绿海公司一侧之时，大镇双红村百余名林农则被人群堵在了公司的另一侧，距离绿海公司起码有一公里之遥。双红村老表后来回忆，一直到了下午6点钟左右，人群才渐渐散去。 　　双红村老表以及漩涡中的绿海公司，正是引爆火药桶的两方。他们在头天晚间以及当天上午以“主客场”的方式武力交锋了一个来回。消息迅速传播，同样与绿海公司积怨的老表们从十里八乡赶来，几乎将绿海公司洗劫一空——蒋连松称，当地物价等部门联合的评估结果是，绿海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已达657万元。 　　招商引资在先 　　矛盾的源头，始于24年之前。 　　在那一年，国乡联营造林在全国遍地开花。所谓国乡联营造林，就是国家出钱，乡镇出地，收益共享的一种模式。 　　距离铜鼓县城38公里之遥的双红村的部分林地，亦在国乡联营的范围之内。按照县林业局下属正兴投资公司与镇、村所签订的协议，在剔除造林、育林等成本之后的收益，林农与县镇三七分成。换言之，在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4项基本权利中，双红村集体通过“出租”的方式获得三成收益，后3项权利则归属正兴公司所有。 　　20年后，当初栽种的人工杉木已然成林。当地人说，杉木头顶如果开花，则杉木即可采伐。按照杉木15～20年的生长周期，2004年绿海木业有限公司从浙江进驻铜鼓之时，正是杉木开花的时节。 　　据绿海木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蒋连松回忆，铜鼓县政府找到绿海公司前法人代表许伟林(2007年因病去世)的时候，是在2004年4月。许伟林和他的合伙人蒋连松等，在实地考察铜鼓林业资源时发现，扣除一应成本之后，市场价约在每亩70元～200元左右，有利可图，遂有意将主业从浙江转移西进。一个月后，县政府与许伟林、蒋连松等人签署了招商引资协议。 　　由于在此次群体性事件之后暂时没有找到当初的招商引资协议，蒋连松通过记忆还原了当初的一些关键内容，其中包括：铜鼓县以每亩300元的价格，流转给绿海公司7.8万亩国乡联营山林，使用期限为扣除1984～2004年之后的剩余30年。为把GDP留在当地并帮助当地部分解决就业问题，绿海公司同意在当地建立木材储运基地和生产基地。 　　谈判历经多轮拉锯，县里希望价格更高些，公司希望更低些，最终在300元的价位上达成一致。 　　“还有一条，协议里说，铜鼓县流转给绿海公司的山林，应无产权纠纷”。蒋连松说。 　　具体的流转协议，则由县林业局下属正兴投资公司与绿海公司签署，内容与招商引资协议大体一致。绿海公司所要购买的，正是正兴公司拥有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3项权利。签约前后，蒋连松听到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