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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对西方代议制宪法地位的探讨 韩冰：对西方代议制宪法地位的探讨 代议制是西方民主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目标的 要求和希望，同时为防止政府成员的腐败和公共权力的异化与专横等方面作出 了巨大贡献。而如何保证在代议制的体制下’尽可能使广泛的民众能自由地、 平等地、有效地表达其对政府的希望和要求，己成为西方国家在政治设计和理 论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一、西方代议机关之宪法地位概述（一）英国英 国一贯奉行“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议会由两院组成， 享有立法权，行政、司法监督权，财政监督权，官吏任免权。议会还可以做认 为必要的任何事情。英国是一个不成文宪法国家，议会行为不受宪法约束，它 可以像制定普通法律一样制定宪法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议会比我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还要大[1]。同时英国又是一个责任内阁制国家，政府对议 会负责、受议会监督。内阁首相由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成员由多数党议员兼 任。由此，使得政府和议会密切联系，共同进退。在内阁制国家，政策皆由内 阁决定，内阁所决定的政策就是立法机关讨论的对象和立法内容[2]。由此，又 形成了内阁和议会的牵制关系。（二）美国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 在联邦政府内部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限制 联邦国会的权力就成为宪法重要的立法目的之一。一方面，宪法规定国会的立 法权限由宪法明确授权（第一章第八节），另一方面，将联邦国会分为两院， 使其互相牵制，以此限制联邦国会对各州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侵蚀[3]。此 外丨宪法还在一些制度设计上，也对国会权力加以牵制，规定总统对国会法案 有否决权。法院对宪法含义有最终阐释权。在人事任免上，虽然国会有机构建 制权，但内阁和政府部门人员却由总统任命。（三）日本日本代议机关的地 位与英国比较相似，国会国民的代表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4]。日本 以国民主权为宪法原则，国会根据主权者的国民直接选任，理应位于国政的中 心位置。但就国会是否是统治权的总揽者，学者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国会 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来讲处于监督地位，法的意义上承认国会具有总括国家 权能，因而是“总括机关”。另有学者认为，国会权力时常根据内阁的解散权 和法院的违宪立法审查权而受限制。因而不能从法的意义上解释国会的最高决 定权，而应强调国会的“政治意义”。笔者认为，即便内阁和法院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牵制国会的权力，也不能就反过来证明国会在法律上不是国家的最高权 力机关。判断国会地位的标准应该从权力来源的角度考察。国会权力通过直选 直接来自人民，是国民主权委托行使的最初承继者。因而，是国家权能的总括 机关。（四）德国德国关于议会地位的理论经过了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 是与对宪法条文直接运用性认识的发展相伴随的。最初德国宪法被作为方针条 款，需通过法律的具体化方具备实施的效力。与此相伴的是立法者主权理念， 认为立法者原则上是自由的，而且不受任何拘束。因为立法者是民意之代表， 可为任何法律价值（Rechtswert)之判断。立法者是立于宪法和法官之间，唯 有法律才可执行宪法。因而，法律的内容和基本规范亦即法律和宪法是否有抵 触，是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才有立法者可以解决。但后来，宪法被赋予了 直接适用性，立法者不受限制的观念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接着，宪法委托 (Der Verfassungsauftrag)也即“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Der Verfassungsauftrag an den Gesetzgeber)理论兴起。联邦法院对此亦予以认 同，并将这种委托分为原始委托和衍生委托。其中，后者不能从宪法条文中直 接发现而只能从整体立宪精神中探寻。宪法委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立法者的 一种政治或伦理的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法拘束性的义务，其对于立法 者而言是一个有拘束力的命令，要求其颁布法律，以贯彻宪法之理想[5]。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议会是否处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因各国国情和政治传统而异，与社会性质并无直接联系。第二，很少有国家对 议会绝对信任并将其置于至高无上、不加限制的地位，大多以行政和司法权对 其予以适当牵制。二、对西方代议制宪法地位的探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 主主义思想家潘恩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且有平等的天赋权 利。” “代议”就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去商议和处理国家事务，在代议制共和 政府下，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是主权者，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行使自己 的权力。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建立的代议制政府，将人民主权原则与实际的政治 运作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能够容纳并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 同数量人口的政府” [6]。潘恩关于代议制的制度构想，为美国资产阶级统治 提供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