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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生,走向历史现场 走向历史现场 ――“历史?田野丛书”总序 陈春声 11/NEWBBS/upload/read.php?tid=105 1939年，因战争疏散到闽中永安县的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在距县城十多里黄历乡的一间老屋，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民国有数百张之多。他仔细研读了这些契约，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这位年轻学者，就是时年28岁的傅衣凌，其时刚从日本学习社会学归国不久。1944年，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一著作，傅先生为该书写的“集前题记”中，有这样几段话： 我常思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都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完全，广博。因此，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屏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存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还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惟为行文的便利起见，多附述于各编的注文中，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帐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的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资料，大部份既从福建的地方志，寺庙志以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数百纸民间文约类辑而成，皆为外间所不经见的东西。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上引文字，强调民间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指出在进行“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时，应“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反对“以偏概全”的错误，表达了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的体系”的追求，颇具概括性地呈现了傅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直至晚年，他还一再提起在永安县黄历乡那段难忘的经历，一再讲到《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在其讨论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中，还再次全文引录了这个“集前题记”。在同一文章中，他也强调抗日战争期间疏散到乡村的经历，对一个立志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的意义 ： 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乡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对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 傅先生一再强调的“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事实上，在实地调查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既能搜集到极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又可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游神冥想，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常常会产生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和古人情感的新的学术思想。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正是这种把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去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1939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正在陕甘三省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农村调查。梁方仲先生时年31岁，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他的同事李文治教授后来这样回忆道： 为了进行前后对比，梁先生还特别重视社会调查，多次到农村调查土地关系和农民田赋负担的问题。1939年，为了相同的目的，曾前往陕甘三省从事社会调查，不辞劳苦，深入农村，搜集有关资料，为期凡八阅月。 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