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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把前面的内容简单地给大家说一说之后，我就开始讲计划生育政策了。这个继续计划生育政策大家都是亲历的，不像我给学生们讲，开始计划生育他们还没有生出来，所以他们不会知道前期的计划，咱们在座的同志都应该清楚了。 我给简单说一下。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在1973年以后，我们国家的问题比较严重，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把生产彻底搞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深深地感觉到人口有很大的压力。购物券，布票、粮票，为什么会造出这些东西来？物资不够，人口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了计划生育，全国建立计划生育的机构——国务计划生育办公室。1973年是这样的。 从1973年到1979年可以认为我们计划生育的早期，但这个早期，我们有计划生育，但是没有人口发展战略，没有想那么远，而且当时我们只是想人口不要增长得太快了，增长得越快，我们的压力越大。周恩来肯定是最知道，因为他是全国人民的大管家，他知道人口多了，对生产发展会有什么问题，就是一个“短缺经济”，最早期间计划生育的政策就叫“晚、稀、少”，大家还记得什么叫“晚、稀、少”吗？“晚稀少”就是结婚、生孩子要晚，要改掉早婚早孕的习惯。第二个“稀”是指划开，稀稀拉拉，就是说你不要一年生一个，你最好三年生一个。在最后一个是“少”，其实这个“少”是数量，大家看，在这里头，既有数量，又有时间。你结婚第一次生育要尽量往后推，推了以后生出来以后，最好往后推几年再生第二胎。最好你不要生了，打住。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到1978年还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最好生一个，最多两个，坚决三年以上，这都是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在召集各级政府部门的部委在明确地谈，而且当时他说我们中国既然是计划经济，所以就得搞计划生育，要不然经济不平衡了，周总理最难了，很难做。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大家看，这时候这个话里面不是说很死，比较柔和，好象是号召性的比较多。 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阶段1980年到1984年的时候有一些变化。我们的政策就不是比较模棱两可的，用比较模糊的语言里表达了。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四人帮”倒台了，要把国民经济重新振兴起来。小平同志又恢复工作。实际上在80年代早期已经开始形成翻两番的思想，先达到小康水平，在这种时候，当时在人口上算了几笔账，你要达到小康，实际上是这样的，人口的负担太重了，经济起飞比较困难。 所以在1980年9月的时候，这是中央的话，中央的文件里头摘下来的，说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中间一大堆，最后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只生育一对孩子，我们现在有很多种称呼，外国人管我们叫“一胎化”我们知道计生委合作所来人，在这个方面打了很多仗了，外国人管我们叫“一胎化”，但是我们不承认“一胎化”，我们不承认“一胎化”，我们只承认中国有独生子女政策。外国人讲话有没有划过？真的有。大家看中央文件里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然这里用的语言还是提倡。其实在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可不是提倡了，那就是强迫的，你必须的。 在9月的文件提出了以后，当时配给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生育的第一封公开信就是这封信，首先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那时候我还只是小青年，当时要和我们签协议的，这个协议一签了要28岁恋爱，那你想生育得什么时候？那生育肯定得在恋爱、结婚之后，要求是很高的。第二个就比较明确了。其实当时是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措施，尽管在文件上你看到的强调还是在说普遍提倡，其实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地真正地像一个号召、提倡的意思了。如果党员，一个团员要是生了两胎，恐怕要受党权的处分，国家公职人员恐怕要开除公职，为这件事犯错误，当时认为是很严重的措施，确实是令人紧张的。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当时人口增长还是太快了，就想来一个“急刹车”，这一个“急刹车”一脚踩下去，影响很大。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从1980年到1984年是非常地严格的。 在实践当中产生了好多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计划生育政策衔接这个阶段有一些计划，有一些夫妇本来生第一个孩子，我准备生第二个孩子，我准备响应政府号召，推迟三年。结果，到了这个头上忽然就变了，说你老二不能生了，这会出毛病的。人家响应你的号召，推迟一年、推迟两年，准备第三年生的时候你说不能再生了，这个政策的衔接本身有一个问题。可能更大的问题还不再计划生育内，更大的问题是从1979年以后我们农村进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农户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它需要劳动力，它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我计划多少年下去，我将来劳动力从哪儿来。它不是再弄成生产队那样集体生产了，基本是家庭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的农村政策、农业政策和计划生育有一点打架了。你把生产责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