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之現況與檢討.docVIP

台湾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发展现况与检讨 ＊李家庆 壹、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之发展，以及科技、通讯技术之进步，人类彼此间之交往已较过去更为密切，而其间所衍生之争议与磨擦，亦因此比往昔更为复杂及多样。而对于人民私权之争执，宪法本赋与人民有诉讼之权利。因此，当人民之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权利义务之冲突，乃至法律关系之争议时，人民自可本诸此诉讼权，向国家之司法机关即管辖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为救济。 不过，藉由国家司法机关所施行之法定程序，以解决当事人间之私权争执，或因受限于法院目前专业法院或专业法庭之建制尚非十分健全，或因格于目前民事诉讼之审级救济制度，致使确定判决之作成，旷日费时。因此，诉讼外之纠纷解决方式，乃应运而生。 利用诉讼外纠纷解决之机制处理私权之争执，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也可以说已成为世界之潮流，例如，美国很早即有学者推动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之观念。所谓之ADR，其实是提供一些争议处理解决之程序，由当事人就案件之特殊性质，任择其中一种或数种程序，以为解决。至于这些纠纷解决之途径与方法，则包括1.和解（settlement）；2.调解（conciliation）与调停（mediation）；3.迷你法庭（Mini-trial）；4.仲裁或强制仲裁（Arbitration or compulsory arbitration）；5.争议审查委员会（Dispute Review Board）；6.争议顾问（Dispute Advisor）；7.技术性专家鉴定（Technical Expert Appraisal）等，不一而足（注）。又ADR虽系源起于美国，然由于其具有疏减讼源等功能，因此，其已有日渐国际化之趋势，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1980年，即通过UNCITRAL Conciliation Rules，而国际商会在2001年7月1日，亦订颁了ICC ADR Rules，以取代过去之ICC Rules of Conciliation（注）。 上述各种不同之ADR纠纷处理模式，虽然并非每一种皆适合在国内发展，不过，近几年来，在有心人士大力之推动下，国内ADR之发展实已有一定之成绩，不过，当然也产生了一些制度上的缺失，值得予以介绍，并加以检讨。 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之原因与条件 文明社会发生私权之争执，国家有义务提供争议当事人解决纷争的管道。我国宪法明定人民有诉讼之权利，其目的由个人层面而言，系在保护其权利，但由社会的观点论之，则在解决纠纷，以维护全体人民之安宁生活（注）。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达，民事纷争的态样已日趋多元化，而其争议之数量，亦因人民权利意识之抬头或觉醒，而有逐渐增加之态势；因此，以传统法院诉讼途径解决私权争议，实已有所不足，而有赖其它纠纷解决机制的补充与替代。 论者并谓二十一世纪民事纷争处理制度之改革，除应继续设法健全裁判制度（由法院以裁判之方式解决纷争之制度）以外，也应同时着力于探讨扩充调解、仲裁、谈判交涉等各种裁判外纷争处理制度之可能性，藉以促使其发挥近于或同于裁判制度之解决纷争功能，并探寻足资利用之「民事司法之代替制」或「裁判之代替制」，俾一般平民更容易接近正义（注）。 尤其，各国之诉讼案件随着人民法律意识之觉醒，已有日渐增加之趋势，而此种「诉讼洪水」（Prozessflut）（注）或「诉讼爆炸」（litigation explosion）（注）所造成之案件堆积，不仅造成法院法官之严重负荷，影响办案之期限，且造成诉讼之严重之拖延。另一方面，由于纷争所系利益以外之其它利益，包括花在解决纷争的时间与金钱及与争议他方于未来合作之期待利益等，也是争议当事人在思考是否进行诉讼时所考虑的因素（注），因此，长时间之诉讼拖延，不仅无法伸张正义，实现权利，亦因此增加律师费用等，而阻却了人民欲寻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之意愿。 抑有进者，随着产业之复杂化及社会之变迁，许多私权之争执尚牵涉诸多艰深之专门知识与技术，但囿于目前法学教育以及法官之养成制度，职司裁判之职业法官，恐无法完全了解或深入这些专门知识或技术，从而，自亦难期待其做出符合专业之判断与判决。因此，吾人在诸多重大且牵涉专门知识与技术之民事诉讼中，即不难发现法院审理之期间有严重稽延之现象，而其所作之判决更常见有与专业不符者，故此种之程序救济机制，自难获得人民之信赖，而诉讼外之纠纷解决机制，亦因此应运而生，并得以发展。 即以仲裁制度为例，一般均认为其具有节省时间和金钱，以及系由专家裁决等之优点（注），学者并明谓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法院注意各种技术与程序上之法则，欠缺弹性，因此，自起诉至判决确定，往往旷日费时，费用昂贵，反之，仲裁则因不注意技术与程序上之法则，富于弹性，程序上乃较为迅捷，所以较诉讼合于迅速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