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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阿拉伯贸易对南宋经济与政治影响 　　摘要：宋元之际阿拉伯贸易对于南宋政权的兴亡具有加速或延缓作用，一方面阿拉伯贸易为南宋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提供巨额海关税收，另一方面以蒲寿庚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与福建左翼军形成了一种对蒙元和南宋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地方势力。在南宋与蒙元交战的最后时期，蒲寿庚叛宋投元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因此，对蒲寿庚的功与过学界论说不一，本文认为蒲寿庚叛宋的间接原因是陈宜中等滥杀无辜，造成了福建左翼军与朝廷的相互不信任。当然，直接原因则是张世杰劫掠蒲氏的船舶和家赀。 关键词：南宋；阿拉伯商人；蒲寿庚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128-06 自唐朝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与唐朝正式通使以来，随着我国与阿拉伯民族的商贸活动不断增多，不仅广州、泉州、扬州、明州等地成为唐宋时期非常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唐朝还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一职专门管理海上贸易，“以收商舶之利”。“市舶使”的出现，在客观上反映了市舶收入已经开始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这是唐朝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入宋之后，我国与阿拉伯民族的商贸活动更加频发，特别是南宋时期，南宋朝廷对阿拉伯商贸经济的倚重性愈来愈强，以致于出现了广州、泉州两舶司净收入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总收入二十分之一的巨额比重现象。然而，终南宋一代，阿拉伯商人集团与南宋朝廷的关系前后起伏很大，颇为曲折。一方面，在宋金对峙时期，由于南宋朝廷积极推行招诱蕃商的政策。因而处于经济利益关系的考量，阿拉伯商人集团扈宋南渡。簇拥江南。与南宋统治者形成了一种肝胆相照和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到南宋后期，由于蒙元在北方迅速崛起，称霸欧亚，特别是蒙元实行斡脱制度，以经商理财为专长的色目官僚集团活跃于路海“丝绸之路”，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对于南宋阿拉伯商人集团的贸易压力，加之南宋政治腐败，乱象丛生。于是，在军事和经济多种力量的挤压下，曾经与南宋统治者同甘苦共患难的阿拉伯商人集团转而投向蒙元统治者，成为加速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阿拉伯贸易对南宋经济发展的贡献 唐朝与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起初主要依赖路上丝绸之路，但自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一战，黑衣大食战胜了唐朝。汉族势力不得不退出中亚西域。因此，原来的路上丝绸之路被迫转移至海上。当时，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政策的引领下，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舟船栉比，空前繁忙。其问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汉地，直至广州”。所以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如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一文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与广州港海外贸易的兴盛局面相适应，广州出现了以下两个新的社会现象：第一，留住广州的蕃客越来越多。其中以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占多数，他们云集广州开店列肆，故为了管理的方便和尊重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唐朝在广州实行海外诸国人聚居的“蕃坊”制度，“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第二，出现了伊斯兰教的标志性建筑——清真寺。据传，广州怀圣寺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有人称其为“世界最古清真寺之一也”。可见，阿拉伯商人不仅带来了犀象珠玑等珍货，而且还给唐朝文明吹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象。 与唐朝相比，宋代除了继续坚持唐朝保护和招诱阿拉伯商人的政策之外。还进一步加大了对蕃商的奖励和扶持力度。学界普遍承认，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尤其是在从“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向“工商皆本”的近代“工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四民”（指士、农、工、商）在科举、入仕、择偶、就业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少。与唐代以前歧视商人的现象不同，在宋代，商人不仅可以与官僚贵族通婚，而且还可以参加科举和跻身政府统治阶层。例如，北宋后期的苏州商人朱冲一家，其“弟妷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而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求富和求财为目的，宋朝鼓励商人、豪强富户纳粟买官，故两宋的鬻官现象非常突出。有人统计，南宋时期仅四川地区一次出卖将仕郎（从九品文散官）告牒，就高达1000道。当然，宋代的鬻官并不局限于一定国籍，汉地商人可以用钱买官，蕃商同样也可以用钱买官，如北宋阿拉伯商人辛押陀罗因“纳税多”而被授予“归化将军”。即是典型一例，所以将蕃商官化，在任官方面打破国界，这种官僚制度的变革成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确实，宋代特别是南宋，迫于养兵和冗官的压力，经费困乏，更一切倚办海舶。于是，“住唐”蕃商在政治上享有与国民同等的待遇。具体言之，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蕃商及招诱蕃商成绩卓著者给予官爵奖励，如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